概况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33页（3897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多年来，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在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潮的斗争中，经历了曲折的历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一。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就在广大干部中开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并在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中坚持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建国以后，它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原则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普及。例如，艾思奇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一书，经多次修订和重印，到1955年共出10版，在宣传、普及唯物史观，指导革命和建设实践方面起了较大的作用。同时，党在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在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为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理论成果首先体现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着作中。

在学术探讨方面，从建国到“文革”以前，理论界主要开展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关于社会存在、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于两个“过渡”、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产阶级权利等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这些讨论对于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理论研究、回答实践中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其中有些问题的讨论受到“左”的思潮的干扰，有的探讨因政治上的原因而中断。

在十年“文革”期间，由于理论上的重大失误，加之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歪曲和篡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大肆贩卖唯心史观，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上制造了严重的混乱，使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研究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新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走上正轨，重新获得了生机。许多理论工作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冲破长期以来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为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恢复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面目做了大量工作。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国内阶级斗争、主要矛盾、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领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坚持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进一步端正了方向，使研究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气勃勃的局面，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国家一级和各省、市及高等院校的研究机构相继恢复或增设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室(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等学术团体纷纷成立。据不完全统计，自1981年以来，各地召开的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学术会议平均每年在20次以上，出版了一些学术专着和发表了大批学术论文。

这个时期的研究工作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感、实践性和一定的理论深度，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取得了显着的成绩：一、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方法研究并回答当代实践(如新技术革命浪潮，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提出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二、开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对象、体系和基本范畴的研究。不少研究者将这两方面的研究有机统一起来，注意以现实问题的研究促进和带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研究。

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和现实社会生活实践有较为密切的联系，许多研究者都致力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起初，这种研究多限于对当前的任务、现行的作法和措施进行理论上的说明和论证。这虽然是必要的，但还远远不够，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功能来说，不是单纯的证明工具，更具有探索新问题的作用。《哲学研究》等刊物通过发表评论和论文，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引导大家充分发挥历史唯物主义的探索工具的职能，着重研究和回答当代实践中提出的重大而又尚未解决的课题，先后开辟了“现代技术革命与社会发展”、“关于改革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探讨”、“社会规律和人的活动的关系”等专题研究，理论工作者踊跃参加了讨论。几年来，主要研究了现代技术革命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从当代世界变革浪潮重新认识社会形态发展和更替的规律性，社会分工的发展趋势，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发展的阶段和规律，改革中发展商品经济同所有制改革的关系，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关系，宏观和微观的关系，科学的社会管理，国家经济职能的发展趋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关系，以及经济学、法学等具体社会科学研究中提出的哲学方法论问题，并结合这些问题的研究开展了对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研究和批判。在这类问题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避免或克服过去在哲学应用中出现的庸俗化、简单化倾向，力戒以哲学代替其他具体科学直接回答具体领域中的具体问题的贴标签式的作法。随着讨论的展开和深入，有些研究者将新技术革命和改革问题的理论探讨上升到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规律与人的活动的关系的高度来认识和研讨，达到了新的理论深度。

现实问题的研究加强了历史唯物主义同具体社会科学研究的联系和协作。社会生活和科学发展的分化与整体化趋势，使当代实践中提出的新课题都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哲学研究》等专业性刊物主动联合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工作者共同召开学术会议，在刊物上提供园地欢迎和鼓励其他学科工作者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提出问题，各学科工作者也密切关注哲学领域的研究和讨论。这种协作的加强，使一些研究者善于从自己学科的争论中、从各学科的交叉点上发现具有时代意义的新课题，为理论研究找到新的突破口，既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想材料，充实了哲学工作者的头脑，帮助他们扩大视野、促进知识更新、克服研究中的抽象化、公式化的弊端，又有益于各学科工作者自觉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总的来看，这种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的阶段，但其中一些问题的研究对于在当前实践中揭露矛盾和解决矛盾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启示作用。

现实问题的研究促进了基础理论研究。理论工作者从现实问题的研究中日益感到过去理论研究对于实践发展的不适应和落后状态，从而更自觉地把理论和实践的矛盾作为推动理论本身发展、改进研究工作的动力。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是这个时期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在讨论中出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一体化”、“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历史唯物主义一体化”等几种主张，目前意见尚不能统一，但这种争论无疑加深了人们对加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研究受到了高度重视。除按照新的要求重新编写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以外，还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学术专着，如景天魁的《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李清昆、王秀芳的《普列汉诺夫与唯物史观》，王锐生、景天魁的《论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叶汝贤的《唯物史观发展史》等，受到了较好的评价。

不少研究者通过现实问题的研究转向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和方法的新的反思。近年来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形态等一系列基本范畴展开了更加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不少有启发意义的新见解。同时，抽象劳动、社会实践、社会分工、社会心理、习惯势力、生活方式、精神生产、文化、自觉性和自发性、自由与必然、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等过去研究甚少或基本上没有研究的范畴，也陆续提出并受到重视。对于这些范畴的研究，丰富和深化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原理的理解，有助于克服过去对唯物史观的机械论、公式化甚至似是而非的理解。不少研究者从当代实践最迫切的课题出发，注意把社会发展同人的活动、人本身的发展统一起来，把揭示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发展规律，尤其是质变、飞跃、过渡、变革的规律和机制，作为研究的重点，并把这个要求贯彻到每个范畴的研究中去，预示着今后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将出现新的进展。此外，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研究，也有助于揭示和把握诸范畴之间的总体联系，有助于探索每一范畴在与其他范畴的联系中发挥其功能的机制。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大大超过了50－60年代的水平。

当前改革的深刻性和艰巨性，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意识形态斗争任务，给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社会上导致思想混乱比较严重的问题领域，往往是理论上正面研究不够深透的领域，或者是实践中正在探索的领域。诸如历史发展的决定论思想和主体性原则，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由观，人的本质、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概念等等问题，虽然有了一定的研究或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距实践发展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在各种问题上克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不正确理解方式，仍然是不可忽视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