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52页（3011字）

早在17世纪，我国就出现了李之藻翻译的国外逻辑着作《名理探》。本世纪初，严复又部分翻译了英国穆勒的《逻辑体系》，译名为《穆勒名学》，其后还陆续出版了其它一些西方逻辑着作的译本，我国一些学者也开始着书介绍西方逻辑，如1914年出版的张之和的《新论理学》，1925年屠孝实的《名学纲要》等。20世纪以后数理逻辑在西方逐渐普及，我国学术界也有人开始学习和介绍这一新型逻辑。金岳霖1937年出版了着作《逻辑》一书，其他一些学者如汪奠基、肖文灿也或着文或翻译介绍了数理逻辑。但整个说来，解放前逻辑学在我国仍是一个薄弱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我国逻辑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批判唯心主义逻辑观，注意用马列主义作指导来研究和讲授逻辑。这时期的大学普通逻辑课主要是参照苏联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和苏联来我国讲学的专家尼基金的讲义来讲授的。培养专门逻辑人材的工作也开始进行。1952年北京大学哲学系设立了逻辑专门化专业，为这门专业的学生开设了数理逻辑、西方逻辑史等课程。1956年北京大学开始培养逻辑研究生。6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开设过一届逻辑研究生班。

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了专门的逻辑研究机构——逻辑研究室。

1956年制订的国家12年远景规划中，也包括了逻辑的发展规划，在这一规划中特别地肯定了数理逻辑在科学技术方面的重要意义。

解放后，我国逻辑工作者的队伍也不断扩大，素质不断提高。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引下，我国逻辑工作者就一些重要逻辑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和争论。这些问题有：形式逻辑的性质和作用问题，思维规律的客观基础问题，逻辑形式和思维内容的关系问题，辩证法、辩证逻辑、形式逻辑的关系问题，数理逻辑的性质及其和传统形式逻辑的关系问题等。这些讨论是有益的，它使逻辑工作者对逻辑科学的性质、作用等许多问题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这些讨论文章最后汇编成《逻辑问题讨论集》及它的续集、三集。在此期间，我国逻辑工作者还翻译了《逻辑与演绎科学方法论导论》、《数理逻辑基础》、《范畴篇解释篇》等逻辑名着。

整个看来，解放后到“文化大革命”前，我国逻辑科学工作者的工作，还只限于对一些逻辑问题进行讨论，大学逻辑教学内容主要是传统形式逻辑，多数人对现代逻辑不了解，在专业人材培养方面数量过少，对逻辑科学的多方面研究还没有开展。

十年动乱结束后，我国逻辑学界为适应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需要，于1978年5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逻辑讨论会。出席会议的逻辑工作者约70－80人，提出了普通逻辑、数理逻辑、辩证逻辑、逻辑史方面的大量论文，并在此基础上汇编出版了会议论文集《逻辑论文集》。这次会议对于开展学术交流、繁荣学术研究、推动我国逻辑工作者注意了解现代逻辑和国外逻辑学的新进展起了很好作用。1979年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逻辑讨论会，会上成立了中国逻辑学会。这次会议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是我国形式逻辑教学和研究的现代化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讨论，对推动我国大学逻辑课程的改革起了很有益的作用。会后也汇编出版了会议的论文集。1983、1984和1985年，又先后在长沙、大连和西安召开了全国性的逻辑学术会议。这些会议的中心议题都是我国逻辑科学如何发展和逻辑课程如何改革或研究现代化的问题。这些会议对于统一逻辑工作者的认识很有助益。不过对于逻辑的教学和研究的现代化，逻辑工作者在认识上仍存在分歧，多数人认为，我国的逻辑教学和研究应该跟这门科学的现代发展相适应，应该使我国的逻辑研究和教学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而更好地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也有部分人员把逻辑教学和研究的现代化理解为使传统形式逻辑和“现代实践”相适应。

我国逻辑学术领域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景象。1979－1986年，每年都有上百篇逻辑文章发表，其中许多文章是介绍新学科分支的，这有益于开阔我国逻辑工作者的视野，与此同时，在逻辑学教材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如普通逻辑方面有金岳霖主编的《形式逻辑》(1979年修订本)，此书是1963年在教育部主持下集体编写的，反映当时我国普通逻辑研究的水平和面貌。由北京师范大学等11所高等院校部分逻辑工作者集体编写的《普通逻辑》(1979年出版)是一本质量较好的大学用逻辑课本。1982年出版的诸葛殷同等人编写的《形式逻辑原理》，增添了对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的较完整的介绍，是逻辑教学改革的有益尝试。此外，从1979到1986年，还陆续出版了几十种普通逻辑教材。

在数理逻辑方面，也出版了一些专着，其中有王宪钧的《数理逻辑引论》，胡世华和陆仲万的《数理逻辑基础》，莫绍揆的《数理逻辑教程》等。林邦瑾的《制约逻辑》，取传统逻辑和数理逻辑之长创立了制约逻辑体系，为研制新一代电子计算机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逻辑史方面，中国逻辑史工作者也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一些研究专着。其中有沈有鼎的《墨经的逻辑学》，汪奠基的《中国逻辑思想史》，温公颐的《先秦逻辑史》，周文英的《中国逻辑思想史稿》，周云之和刘培育的《先秦逻辑史》等。还出版了几部外国逻辑史方面的文集和教材。

我国哲学工作者也开展了对辩证逻辑的探讨，出版了几部探索性着作。

这时期翻译出版的外国逻辑专着有：沙夫的《语义学引论》，克劳斯的《形式逻辑导论》，奥尔伍德的《语言中的逻辑》，楚巴欣等的《形式逻辑》，苏佩斯的《逻辑导论》，威廉·涅尔等的《逻辑思想的发展》等。这些译着的出版，对推动我国逻辑科学的发展和促进我国大学逻辑课程的改革，都很有助益。

在逻辑教学和培养逻辑人材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1979年后，在许多大学，除原有的普通逻辑课程外，又开设了新的逻辑课程，如西方逻辑史、数理逻辑、中国逻辑史、素朴集合论、辩证逻辑等。全国有十多个单位招收了逻辑硕士研究生。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还开始培养逻辑学的博士研究生。在有些学校已建立了一整套体系稳定的、水平较高的研究生课程。对于大学的普通逻辑课，在许多学校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革。

解放后，我国在逻辑的科研、教学和培养人材等方面均有很大的进展，但也存在一些有待完善之处。在已出版的着作中多数为一般教材，理论深度不够。此外，还存在许多薄弱方面，如在内涵逻辑、归纳法、逻辑哲学方面都研究得不够。在翻译介绍国外逻辑着作方面，缺乏总的规划。我国逻辑工作者在向全民普及逻辑知识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在如何提高我国逻辑研究水平和使逻辑课程的内容现代化方面还存在不同认识，需要进一步讨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