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况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165页（2193字）

在我国，新闻业务的研究萌芽于19世纪70年代。当时，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在创办报刊的实践中提出了各自的新闻业务的指导思想，但比较零散。我国第一部研究新闻业务的着作是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又名《新闻材料采集学》)，出版于1923年。

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新闻业务研究，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刊事业的发展和改进结合在一起的，都是从报纸改版和新闻改革开始的，共经历了三个高潮。

第一个高潮是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和随后解放区各报的改版，从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党报的办报原则和办报方法：(1)实行全党办报体制；(2)树立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的观念；(3)正确处理政治与技术的关系；(4)党报要以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为主要任务；(5)打破版面安排上一国际二国内的老框框；(6)批判“党八股”，提倡生动活泼的文风；(7)改变每天都要有社论的成规；(8)把文艺副刊改为综合副刊。

第二个高潮是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改版，并发表《致读者》的社论，使报纸面目为之一新，其成果是：(1)报纸上可以展开不同意见的讨论；(2)多登新闻，扩大报道范围；(3)改进理论宣传；(4)加强社论写作；(5)改进报纸版面、栏目及专栏。

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将新闻改革和新闻业务研究中的某些观点当作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来批判，从而阻碍和干扰了新闻业务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把持了舆论工具，新闻业务的研究呈现一片荒漠景象。

第三个高潮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的新闻改革和新闻业务研究。通过改革和研究，我国新闻界取得了以下成果：

(一)肯定和恢复了新闻要用事实说话的原则，排除了新闻中的假话、大话、空话、套话的弊病。“假、大、空”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的“事实为政治服务”的指导思想的产物，曾使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威信丧失殆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理论和实践上恢复了新闻要用事实说话的原则。

(二)肯定和恢复了新闻要短、信息含量要大的原则，克服了“新闻文章化”的弊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条新闻动辄数千字上万字，一个版只有两三篇新闻，一个节目只有一两篇新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所兴起的新闻改革中，对好新闻的评选标准做了明确规定：消息最长不得超过1200字，通讯、评论一般也不得超过3000字。从而逐渐消除了“新闻文章化”的弊病，增加了每篇新闻和报纸版面、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信息含量。

(三)肯定和实践了新闻时效性要强的原则，逐渐消除了“报纸杂志化”的弊病。新闻界通过业务研究和改革统一了认识，从根本上提高了“新闻时效性要强”的实践自觉性。

(四)肯定和实践了新闻要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并把思想性寓于知识性、趣味性之中的原则，增强了新闻的可读性，克服了新闻枯燥乏味和板着面孔训人的弊病。过去知识性、趣味性一直被作为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受到批判，近年来则予以肯定，从而使新闻文风得以改进。

(五)广泛开拓了新闻报道领域，突破了种种“禁区”。探讨了“受众未知、欲知、应知”的新闻规律，从而扩大了报道面，使报纸版面和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内容日益丰富多彩。

(六)肯定和实践了新闻写作要创新的原则。批评了过去那种“三段式”的写作形式、枯燥乏味的“八股腔调”，提倡从语言、结构到形式“不拘一格创新体”的精神。讨论中对长期以来形成的新闻写作规范——把导语居于重要地位的“倒金字塔”模式提出导议，提倡新闻写作向散文化方向发展。在讨论中还提出了“立体化”的写作方法，主张一篇新闻应是一个活的形体，使人读后如身临其境。在全国好新闻评选中不仅把创新作为评选好新闻作品的基本标准，而且还专门设立了创新奖。

(七)讨论了如何提高新闻写作水平的问题，有人提倡主题的“高、尖、新”。“高”，就是主张思想立意要高，不是就事论事，要“立足本地，放眼全国”，充分揭示事物的共性；“尖”，就是要把题目定得小些、窄些，以便把文章写短、写深，写出特点；“新”，就是主题思想要新，不是千篇一律，人云亦云。

(八)深入实际，提倡“全感采访”。认为这是转变采访作风、转变新闻文风、提高新闻报道质量的一个重要关键。“全感采访”要耳、目、口、手、脚一齐运用，并且心到、情到，把采访者与被采访者融为一体，息息相通，并以党的事业、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准绳，喜人民所喜，忧人民所忧，恨人民所恨。这种方法可以改变那种想当然的主观主义作风和不愿深入实际，满足于查资料、翻文件、打电话、听汇报的做法，从而树立起一种新型的采访思想、方法和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