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思想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228页（3275字）

建国以来，我国文艺理论界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思想研究，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更为显着的成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问题 这是近几年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有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建立完整的文艺理论体系，而只是一些“断简残篇”(刘梦溪：《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几点意见》，《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对此，不少人表示反对。有的强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建立了完整的文艺理论体系(魏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体系和文艺科学的发展》，《文学评论》1980年第5期)。有的指出“体系”虽不够完整，但确是崭新的思想。争论围绕着如何理解“体系”的含义，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己体系的论述，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文艺理论的关系，以及如何估价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等问题展开。

文艺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 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不平衡问题，在1951、1959和1978年以后进行过三次讨论。主要围绕如何理解物质生产和艺术生产的含义、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不平衡关系、“不平衡”产生的原因、“不平衡”矛盾的性质以及“不平衡”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作用等问题进行探讨。基本形成了平衡说(陈竹：《艺术的曲线与经济的轴线——也谈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不平衡问题》，《江汉论坛》1980年第2期)、不平衡说(张怀谨：《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外国文学研究》1978年第1期)、现象说(吴德辉：《对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的理解》，《昆明师院学报》1979年第2期)三种观点。关于文艺等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过去很长时间一直认为文艺属于上层建筑。1979年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序言中提出，文艺不属于上层建筑，而是与上层建筑平行的东西(再版《西方美学史》新撰《序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随即引起了讨论。讨论中除仍坚持传统意见者外，还有的认为，在一般论述两者关系时，可把文艺放在上层建筑之中，但在严格论述时，不能把它包括在上层建筑之内(张薪泽：《也谈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哲学研究》1980年第5期)。

关于恩格斯文艺思想 首先是典型理论问题。恩格斯给哈克奈斯的信中关于“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论述，过去一直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经典性定义。1980年起，《文艺报》、《上海文学》等刊物发表文章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恩格斯关于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论述，不具备现实主义科学定义的性质。典型理论是传统观念，有局限性，今天需要突破(王蒙：《对一些文学观念的探讨》，《文艺报》1980年第9期；《关于塑造典型人物问题的一些探讨》，《北京文学》1982年第12期。徐俊西：《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定义——关于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关系的疑义》，《上海文学》1981年第1期)。对此，不少人表示反对。他们认为恩格斯关于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论述，是严格、科学的现实主义定义。典型理论没有过时，今天仍具有指导意义，不能动摇。其次是悲剧理论。以往认为恩格斯关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的论述是悲剧的定义，对社会主义时期文艺悲剧创作具有指导意义。近年来对此也出现了不同的见解。有的认为，这一段话指出了悲剧的主要特征和核心内容，但不是定义。有的认为恩格斯当时根本不存在悲剧观。关于这个理论，有人认为它不适合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有的认为悲剧可分为社会悲剧、英雄悲剧、历史悲剧，恩格斯的理论只适合于后者。还有的仍认为它完全适用于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创作。

关于列宁文艺思想 “文革”以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进行介绍和阐释，近几年研究有很大进展。首先，关于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提法，1982年中央编译局将《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改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同年《红旗》22期发表了为什么修改的说明。其次，关于以反映论原则指导文艺创作问题，有的认为列宁关于文艺能动反映现实生活的论述，是社会主义时期文艺发展繁荣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石。有的认为必须将反映论思想同艺术典型化结合起来，注意揭示文艺本质。有的认为列宁将本质分为不同层次，既坚持了反映生活本质原则，又坚持了本质可分为不同层次的原则，文艺也是如此。有的则认为列宁只从一方面研究了文艺；坚持反映论的同时，还必须注意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如心理学、伦理学等方面。第三，关于“两种文化”学说。有的认为它是科学的概括，今天仍有重大指导意义。有的则认为过去人们强调矛盾对立多，强调互相影响渗透少。也有的认为“两种文化”不能涵盖一切现象，还有第三种文化。即使“两种文化”中也存在着更为复杂的情况。

关于毛泽东文艺思想 这方面的研究，在“文革”前的17年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后来受到“四人帮”的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重新开展了起来。首先，重新端正了指导思想。1982年中国文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学术讨论会上，周扬明确提出了“一要坚持、二要发展”的指导思想。会议还指出要注意分清实践证明的普遍真理同执行和阐述中的偏差的界限，基本理论的本来面貌与理解中曲解的界限，当时论述不完善或今天已经过时同全盘否定的界限(参见《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一要坚持、二要发展》，《人民日报》1982年5月20日)。其次，肯定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贡献，分清了基本原则与存在的不足。不少文章指出，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我国“五四”以来文艺实践历史经验的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原则的中国化，其根本精神过去指引着我国文学艺术事业健康发展，今后仍是我国文学艺术事业不断发展的指南。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文艺为人民和为社会主义服务，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现实生活是文艺取之不尽的唯一源泉；作家必须同时代相结合，思想感情上同群众打成一片；向人类一切文化遗产学习借鉴，建立具有中国作风、气派并为群众欢迎的新文艺；实行“双百”方针，发扬艺术民主等基本原则，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多数人同意胡乔木的意见，认为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文艺从属干政治的提法；把作品思想内容简单归结为政治观点、倾向，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作品第一标准的提法；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阶级性的提法；动机与效果统一论的提法；以及将带有小资产阶级习气作家同国民党比较，与大资产阶级相提并论的提法，是不确切的(胡乔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文艺报》1982年第5期)。第三，对仍有分歧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关于文艺服务对象，多数赞成“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认为它更科学更清楚。但有的仍坚持过去那种文艺应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关于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有的坚持源于又高于生活说，有的则认为文艺不可能高于生活。关于作家深入生活的提法，有的认为是正确的，只是过去在理解和执行上有偏差。有的则认为它具有历史的规定性，不可能作为长期的口号。关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批评标准，有的持肯定态度，但认为在执行中有偏差。有的认为政治标准应该是文艺批评的“尺度”。有的则认为第一、第二提法不科学。关于“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一些人继续表示赞同。部分人则持否定态度，认为是不可能的。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许多人注意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解决文艺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

除上述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思想的研究外，不少人还对普列汉诺夫、瞿秋自、周恩来等人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