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经济史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303页（6758字）

土地所有制司题 50年代的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争论中，许多人都把先秦土地所有制形态作为考察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以求阐述各自的分期主张。在有关商周占支配地位的土地所有制问题上主要有土地国有、土地私有和土地国有私有并存等三种意见。近又有人主张周代为家长制公社土地公有制，至春秋战国发展为家长制家庭奴隶制形式的土地国有制(苏凤捷：《试论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及其成因》，《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但有人人为西周国家通过对家庭公社残余的邑和农村公社残余的里而实行其统治，保持着土地国有制(郭豫才：《试论西周的公社问题》，《河南师大学报》1983年第1期)。还有人认为周代虽是土地国有制，但同时有贵族诸侯通过“授疆土”形成的私有土地，以及村社成员把公社耕地占为己有的私有土地(曹革成：《周代村社土地制度的演变》，《北方论丛》1984年第1期)。还有一些文章就西周土地买卖、春秋晋国的“作爰田”和“作辕田”、战国授田制度等方面作了考察。

井田制是先秦土地制度的重要内容，它的有无本是个聚讼，目前意见渐趋一致，多数人同意历史上有过井田制。关于它的性质，一种意见认为是以共耕为基础的计算土地、劳力和剥削的方法。一种意见认为井田制是一种从公有制到私有制的中间阶段的公社所有制。一种意见认为井田制由领主公田和农夫私田构成，是中国的庄园制度。一种意见认为井田制是奴隶社会以土地王有为基础的土地制度。一种意见认为井田制只是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一种耕作制度。另有人指出井田制的特点是把土地分配给单个家庭并定期实行重新分配(金景芳：《论井田制度》，齐鲁书社，1982年)。

农业和畜牧业问题 一般认为原始畜牧业的发展引起原始农业革命。但有人主张包括中国在内的古老文明民族，都是经历了由采集农业向种植农业、又向家畜饲养业和手工业发展的过程(田昌五：《古代社会断代新论》)。还有人认为文明的起源必须以农业革命为基础，社会分工应是农业革命以后的事(日知：《农业起源与文明起源》，《史前研究》1983年第2期)。又有人提出我国中原和南方广大地区的原始经济是以农业为主、家畜饲养为副的农牧结合经济类型，北方和西北草原局部地区是以畜牧业为主的相对独立的游牧经济类型(黄展岳：《我国的原始畜牧业及其与农业的关系窥探》，《中原文物》1983年第3期)。另有人指出西周社会经济中畜牧渔猎业与农业是平行发展的(唐嘉弘：《论畜牧和渔猎在西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西周史论文集》1984年)。还有人提出，春秋以后并没有形成单一的小农结构，也没有出现重农轻牧的跛行状态，畜牧业的发展与当时生产关系变革的步调是一致的(李根蟠：《略论春秋以后我国畜牧业的发展》，《东岳论丛》1980年第4期)。大量文章讨论了先秦时代农业生产者的历史地位、农业的起源地、刀耕火种·耜耕·犁耕三个农业发展阶段的关系、牛耕的起源、青铜农具和铁制农具的问题、古代田亩制度、生产技术、农作物种类等等。

手工业、商业和商品经济问题 有一种意见认为殷商时代主要手工业由王室和各属国奴隶主大贵族所垄断，只有少量的产品交换。另一种意见认为当时也有自由人从事的手工业，民间手工业一般是与农业相结合，自由人经营的民间商业应当很多。有人提出西周已有相当数量的地位略高于奴隶的自然商人，商品交换市场已不是几家几户相互物物交换的市井，而是有了固定场所，并受到官吏的管理(张鸿才、鹿谞慧：《西周的市场管理》，《西周史论文集》)。还有人认为，战国时期的商业发展建立在手工业产品和农业生产品日益丰富的基础上，有了比较正式的商品经济，出现了在规模和性质上都不同于西周春秋时代以城市统治乡村的都邑的大都市(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黄中业：《战国商品经济的飞跃发展》，《齐鲁学刊》1982年第4期)。有人指出，战国商业的发展，一是由于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带来商品交换的日趋频繁，二是由于奴隶制政权放松了对“末业”的控制，三是由于刚刚建立的封建政权企求于商人的支持(何清谷：《论战国商业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有人指出战国秦汉的大工商业者不是从工商业奴隶主转化而来，而是由奴隶社会的工商奴隶和小工商业者构成，是具有新的身份地位的阶级，体现了新的生产关系(崔春华：《论战国秦汉时期工商业者的地位和作用》，《辽宁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还有人指出，史学界关于战国经济“迅速发展”之类的提法，没有揭示事物的量变和质变，不足以说明战国经济发展的本质，应加以各种实质性的论述(黄中业：《战国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的飞跃发展》，《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此外还有一些文章讨论了先秦货制。

先秦经济思想研究方面，近些年来的讨论比较活跃，研究范围也比较广，如关于《诗经》中的经济思想、孔子的经济思想、荀况的重农思想、孟子的经济思想、商鞅的人口思想、管子的消费思想等等。尤其是战国中后期出现的重农轻工商思想一度为学术界所注意，对这一思想及有关政策的历史作用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肯定的，认为它在封建社会建立初期，从一定程度上起了保护封建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宋超：《试述我国古代重农轻工商思想的产生和形成》，《史学月刊》1984年第4期)。另一种是否定的，认为抑商不仅打乱了社会经济内部结构的平衡，而且破坏了我国古代商业和商品货币经济自然发展的趋势(余天炽：《战国秦汉的重农抑商政策及其历史检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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