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史前经济及社会生活的发现与研究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404页（7487字）

一、史前农作物、家畜遗存的发现与农业起源的探讨 迄今已有60多处遗址发现了作物遗迹。北方有近30例发现，经鉴定，主要为粟、黍。集中见于黄河流域，自青海东部到山东滨海，远及沈阳新乐、西藏昌都卡若。年代最早的是磁山出土的粟、大地湾出土的黍，均距今约8000年。南方有30多处遗址发现水稻遗存，集中见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远及广东石峡、滇西自羊村，年代最早的是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水稻。这方面的论述有《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严文明：《农业考古》1982年第1、2期)、《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的作物》(黄其煦：《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1983年第1、2期)等。一般认为，目前的发现还不是中国最早的农业遗迹，但已足以说明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的中心之一，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黄土地带是粟、黍栽培起源的中心，而长江中下游则是稻作农耕起源的中心之一。

关于史前家畜种类，迄今所知最早的是磁山、裴李岗所出的猪、狗和鸡以及河姆渡所出的猪和水牛。到新石器时代末期，黄河、长江流域已饲养了猪、狗、鸡、羊、牛、马。周本雄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家畜》(见《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一文指出，中国家畜史所反映的特点，或许可以说明东亚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主要家畜是猪、狗、鸡和水牛，不同于西亚是绵羊和山羊，在南亚是黄牛。

二、有关史前手工业的发现和研究 迄今发现的各种质地的工具、日用品和装饰品等不计其数，对它们的用途及制作工艺的研究，几乎所有发掘报告及有关社会经济的文章均有所论述。其中，玉质礼器、象牙骨雕、竹木漆器及纺织品等在工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制玉工艺是在制石工艺的基础上逐渐成为一门独立手工业的。夏鼐曾指出，全世界有三个地方以玉器工艺闻名，即中国、中美洲(主要是墨西哥)和新西兰。其中，以中国的最为源远流长……在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存中便曾发现过用玉制造的器物，主要是武器和简单的装饰品，但是新石器晚期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发现了一些比较复杂的玉器如兽面纹的玉琮等(夏鼐：《汉代玉器》，《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这类显示权贵身份的玉质礼器琮、璧、瑗、玉钺等见于太湖地区的武进寺墩、吴县草鞋山等良渚文化遗址中，也见于岭南的石峡文化和黄河流域诸龙山文化中。近年在北方的红山文化遗址里也出土了精致的大件玉龙及多种玉器，其年代可早至公元前3000年前。玉质礼器的制作在商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关于这方面的重要论文有汪遵国的《良渚文化的玉敛葬述略》(《文物》1984年第2期)等。

最早的象牙器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双鸟朝阳纹线刻牙雕、鸟形象牙圆雕及精美的双头连体鸟纹骨匕，代表了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象牙、骨雕工艺水平。山东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象牙梳、象牙或骨质雕筒，在制作上已使用了透雕和镶嵌绿讼石的技术，代表了史前象牙、骨雕工艺的最高水平，并成为商代透雕、镶嵌工艺的祖源。

纺织品麻布及编织的竹席草席等的印痕在许多遗址里都有发现。而保留至今的织物、竹、木、漆器的实物，则集中见于杭州湾及太湖地区。河姆渡遗址除发现了大量木质建筑构件外，还发现了麻线、草席残片、一批木质纺织工具、木桨及其他工具、木雕艺术品，还有木盆、木碗等。其中一件瓜棱形木胎漆碗尤为珍贵。这一发现充分说明中国是漆器的发源地(安志敏：《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海东的影响》，《考古》1984年第5期)。时代稍晚的木漆器在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期遗址中也有大量发现，还有鳄皮木鼓遗存。竹编与织物以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层出土最多，保存最好。除大量竹编日用盛器、渔具外，最重要的是苎麻织物及丝织品绢片、丝带和丝线，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蚕和织造丝绸的国家，并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唯一的国家。(夏鼐：《考古学与科技史》，科学出版社，1979年)。安志敏曾对钱山漾发现的丝织物等的年代提出怀疑(《略论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问题》，《考古》1972年第6期、《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9年第5期)。1980年钱山漾发掘者着文进一步澄清、肯定了出土物的层位与年代，并指出“其后在江苏吴县草鞋山良渚文化层中亦出土了麻布，就有了旁证，证明早在四、五千年前确已存在着麻织、丝织工艺”(汪济英、牟永抗：《关于吴兴钱山漾遗址的发掘》，《考古》1980年第4期)。

制陶业的重要遗迹陶窑，迄今已发现160多座。在西安半坡、华县泉护、兰州白道沟坪等地还发现了陶窑成群的窑场。陶窑分为横穴、竖穴两种，前者出现较早。硅酸盐学者对某些史前陶器的成分、烧成温度及物理性能等进行了测定和研究(周仁等：《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制陶工艺的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李家治：《我国古代陶器和瓷器工艺发展过程的研究》，《考古》1987年第3期)。

在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遗存、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遗存中出土了带釉陶片，有人认为是原始瓷。

关于史前陶器的成形工艺，在仰韶文化时期采用的是手捏泥条盘筑，在仰韶文化晚期和大汶口文化中期已出现了快轮制陶技术。山东龙山文化那种造型规整、薄如蛋壳、漆黑光亮的高柄杯代表了史前陶业的最高水平。

彩陶是史前陶业的突出成就之一。从东南沿海到东北地区都有发现，而以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最盛行，其彩纹也最绚丽。在大溪文化、大汶口文化和红山文化中也较多。青海大通上孙家出土的五人携手舞蹈纹盆尤为艺术史界所珍重。仰韶、马家窑诸文化陶器上的动物形、植物形纹样以及某些几何形纹样成为中国史前彩陶艺术的典型代表。此外在陶器上还出现了蜥蜴、隼头、人头、人面、屋宇等陶塑附饰和陶器的仿动物形造型，如仰韶文化的鹰鼎、大汶口文化仿猪、狗、龟形的容器，特别是近年发现于辽宁建平牛河梁女神庙的红山文化大件陶塑头像等反映了史前陶塑美术制作的最高水平。

对金属的利用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一项最重要的经济成就。迄今已有20来处遗址发现了铜器或铜炼渣。集中见于黄河流域。目前被公认的、年代最早的铜器是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早期的青铜刀，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600年。以齐家文化的发现最多，已有40余件。史前铜器主要是工具和装饰品，也有铜镜。有红铜、锡青铜、铅青铜，有冷锻的也有冶铸的，有单范铸的也有合范铸的。有关的论述有《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安志敏，《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三、聚落、房基、城址的发现 1954－1957年对西安半坡的发掘，首次揭示出史前聚落的布局。70年代在临潼姜寨又揭露出一处更加完整的仰韶文化聚落遗址。两遗址的居住区中都有氏族公用的大房子，姜寨五座大房子分布于中心广场的四旁，大房子周围又有数量不等的小型住屋，均朝中心广场开门。居住区周围有防御濠沟，沟外有氏族公共墓地和公共窑场。一般认为这是母系氏族社会繁荣阶段的典型聚落布局。在渤海湾大黑山岛上和内蒙敖汉旗兴隆洼等地也发现了与仰韶文化大体同时或稍早的大型聚落遗址。代表龙山文化时期聚落遗址的河南汤阴白营发现了62座房基，安阳后岗发现了38座房基，全部为小型住房。发掘者认为，“它反映出当时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家庭已成为整个氏族社会的基层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9年安阳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史前房基已发现1500多座。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发现较多。秦安大地湾就发现了240多座。仰韶文化及与之大体同时的诸文化建筑，除少数为居穴外，主要有圆形和方形的单间半地穴式、单间地面式和方形地面连间式等多种。

杨鸿勋在《仰韶文化居住建筑发展问题的探讨》(《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一文中对各类遗构进行了复原研究，对其营造技术及发展序列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据最近的报导，大地湾两座仰韶晚期大房子居住面的加工使用了由人造粘土陶粒与料礓石烧制的水泥结合的轻混凝土材料，被视为建筑史上的奇迹(李最雄：《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奇迹——关于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房屋地面建筑材料及其工艺的研究》，《考古》1985年第8期)。另有一座在室内地面上还留有地画。黄河流域诸龙山时代出现了台基式和窑洞式建筑，出现了石垒墙、土坯墙，采用了夯筑技术并使用了人工烧制的石灰。南方地区发现的房基多为地面建筑。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桐乡罗家角，以及江苏海安青墩等地还发现了一种栽桩架板的“干栏式”建筑遗构，使用了多种榫卯及企口拼板的木工工艺，这类适应湿热环境的建筑类型成为后世我国南方干栏式建筑传统的祖源。

城堡遗址的发现是近十年来的重大成果之一，把中国城市起源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在河南登封主成岗、淮阳平粮台(《文物》1983年第3期、1984年第2期、第11期)、山东寿光边线王等地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挖槽筑基的城墙遗址。在内蒙古包头阿善、凉城老虎山发现了石垒围墙遗址。这类设有围墙的遗址，具有城堡的性质，它用于保卫私有财富，是掠夺战争、阶级斗争激烈的产物，说明当时的社会已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

四、史前埋葬及原始宗教遗存的发现 史前埋葬已发现约13000座。多数集中于70多处遗址中，以青海乐都柳湾墓地规模最大(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年)，有1495座墓。以新郑裴李岗墓地的年代最早，埋葬的方式以单人仰身葬为主，随葬品显示不出贫富分化的迹象。仰韶文化的埋葬，儿童多行瓮棺葬，成人多为仰身葬，极少数行瓮棺二次葬。各墓间随葬品差别不大，贫富分化仍不显着。半坡墓地有同性合葬，华县元君庙、渭南史家等多处仰韶墓地等发现有多人二次合葬(石兴邦：《半坡氏族公社》，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华阴横阵发现有三个大墓坑，内各套数个多人二次合葬墓。这种奇特的葬俗，不仅限于仰韶文化，在其他文化的墓地上也有发现，二次合葬者最多可达50余人。研究者认为同性合葬及多人二次合葬的葬俗是当时母系氏族社会上血缘纽带还相当牢固的反映，而两者又是母系氏族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上出现的葬俗，后者反映着家族的强化，是母系氏族社会末期的产物。不过，对多人二次合葬墓是家族成员的合葬还是氏族成员的合葬，元君庙一类以多人二次合葬为主要葬式的墓地是氏族墓地还是部落墓地，考古界颇多歧议。

黄河上游马家窑——齐家文化的葬俗较复杂，有的以单人仰身葬为主，有的以侧身屈肢葬或二次葬为主。有些墓地上也有多人同棺或同穴合葬的。如青海柳湾墓地，葬具有石棺、有长方木棺、独木棺或垫板，有竖穴墓，也有洞室墓(青海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年)。

龙山时期的墓葬可以襄汾陶寺墓地为代表，己清理了900多座墓葬，大墓仅占百分之一。大墓中有结构复杂的葬具，随葬了大量成组的陶器、玉器、木漆器，更有石磬、鼍鼓、龙纹陶盘等显示墓主权贵身份的礼器，与一般墓葬形成鲜明对照。类似情况也见于大汶口墓地。此外在大汶口文化墓地、齐家文化的墓地上还有男女合葬，一般认为这类合葬是父权制下的夫妻(妾)合葬，有的具有杀殉性质。

长江流域的四川大溪墓地以屈肢蹲葬为特点，而太湖地区马家浜文化的墓地上则以俯身葬为特点，良渚文化又以“玉敛葬”为突出特色，如寺墩一墓随葬大件玉琮、玉璧达57件之多，上海福泉山一墓随葬玉器119件。广东石峡墓地以单人二次葬为特色，一些墓中亦随葬有玉琮等玉质礼品，还有成组成套的工具、武器。良渚文化、石峡文化的墓葬情况说明当时社会已处于氏族社会解体的阶段。

广西南宁、桂林地区几处洞穴贝丘遗址中发掘出200多具人骨，排列无序，以屈肢蹲葬为主。云南宾川白羊村墓地则以单人无头葬和多人无头合葬而引人注意，这种习俗被认为与祖先颅骨崇拜或猎头风习有关。内蒙、东北地区的史前墓葬多为积石冢、石棺墓。红山文化后期的建平牛河梁等处积石冢以埋有彩陶筒形器及精致玉器为其鲜明特征。黑龙江密山新开流渔猎文化墓地以多人二次葬为附葬的墓葬最引注目。墓葬中随葬有不少的渔具、猎具。

总之，墓地间基本葬式的不同，大体反映着史前文化传统的不同；墓葬间随葬品数量、质量的差别，除与厚葬或节葬习俗有关外，一般是反映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即间接反映着氏族成员间贫富分化的程度。

与史前宗教有关的其他遗迹遗物也有多处发现。1982年以来在辽宁喀左东山嘴、建平牛河梁发现了红山文化坛、庙遗迹。东山嘴祭坛为一组前圆后方并配有两翼墙基的大型石砌建筑群(郭大顺、张光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附近发现了许多女性、孕妇塑像残件和玉饰等。建平牛河梁发现了大型“女神庙”基址，并有彩绘壁面残片及高大的女性塑像残件。这两处遗迹，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最大的原始宗教建筑遗迹。时代较晚的祭祀遗迹，有甘肃永靖大何庄齐家文化墓地中5个由石块排成的“石圆圈”，周围还有牛、羊的全躯遗骸。在广西隆安大龙潭发现了一些“大石铲排列遗迹”，被认为是与农业有关的祭祀遗迹。

关于人祭的遗迹，有人认为在仰韶文化中就存在。如在西安半坡一座仰韶文化大房子房基下发现埋有人头和陶罐，陕县庙底沟等仰韶文化的一些规整园坑中埋有猪狗或人的全躯遗骸，认为与祭祀有关。龙山文化时期除在更多的园坑中发现了乱葬人骸的现象外，在邯郸涧沟一处灶台遗址发现有4个人头。汤阴白营、安阳后岗的一些房基之下和墙壁内外，埋有儿童。在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址内的建筑基址的奠基坑中、山东寿光边线王城堡基槽的奠基坑中都发现有人性遗骸。此外，有人认为彩陶的纹样与图腾崇拜有关，仿男性生殖器的陶祖与求育或祖先崇拜有关。

在黄河流域诸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及富河文化中还发现了用牛、羊、猪、鹿肩胛骨进行占卜的卜骨，它是商代骨卜的始源。

五、关于新石器时代社会发展阶段的讨论 50年代末期发表了第一批根据考古收获讨论社会性质的论述，如石兴邦的《黄河流域原始社会考古研究上的若干问题》及《庙底沟与三里桥》发掘报告中的有关论断。60年代前期在《考古》月刊上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对仰韶文化和齐家文化的社会性质进行了热烈讨论。1975－1976年间又发表了相当数量根据大汶口墓地、齐家文化墓地材料说明中国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问题的文章。在考古界长期有影响的主要论点是仰韶文化大致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繁荣阶段，大汶口文化晚期、诸龙山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石峡文化等则是父系氏族社会及其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上的遗存。

另一种不同的观点则认为仰韶文化时期已处于父系氏族社会。1986年出版的《论仰韶文化》文集中，有十多篇文章支持仰韶文化父系说。但也有人指出：摩尔根和恩格斯都没有把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作为原始社会历史分期的基础。世系的变化不能成为原始社会发展的动力。因此对原始社会的分期首先应考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情况而不要从世系出发。一般认为黄河流域的原始社会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于公元前2000年前跨入文明时代的门槛。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发展大致与黄河流域同步。

六、中国新石器时代人类体质形态的研究 在60年代初期，颜訚发表了对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华县元君庙仰韶文化墓葬中人骨的研究文章，1972－1973年又发表了对泰安大汶口、曲阜西夏侯墓葬人骨研究的遗作。以后10多年间，有关学者对20多处史前墓地人骨进行了观测和研究。如潘其风、韩康信撰文对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及广西地区的史前人类体质特征及种系进行了分区研究，提出了种系分布轮廓，认为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种属性质大体接近于现代同地区的蒙古人种的各地方类型(《中国新石器时代人种成分的研究》，《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该文还根据对大汶口、屈家岭、马家浜、良渚诸文化及华南一些墓地上人类头骨的观察指出，中国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中至少曾存在三种特殊的习俗，即人工拔牙、枕骨畸形、口颊含球。“三种习俗出现的时间、文化性质和地理分布之间存在明显的共生和平行关系。它们甚至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这一发现对研究我国东南部分古代居民的起源和迁徙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考古》1979年第5期。

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安志敏：《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