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557页(1540字)

1950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改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后,主要对石窟和石窟艺术的形成、发展、流变等进行探讨,产生了一批有关敦煌艺术的较为系统而带有通俗性的成果。60年代初,该所开始对敦煌遗书进行研究,撰写了一批当时未及发表的论文,“文革”中断了此项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敦煌学研究在甘肃重新发展起来,相继出现了一些专门论集、资料集和期刊。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辑出版了《敦煌研究文集》、《1983年敦煌学学术讨论会文集》(共2集4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石窟·艺术篇》,《文史·遗书篇》正陆续出版),中日合作编辑了《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中〉文物出版社,〈日〉平凡社,1981年)。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了《关陇文学论丛·敦煌文学专集》、《敦煌学论集》。在资料整理方面,李鼎文校点的《续敦煌实录》,颜廷亮、赵以武合编的《〈秦妇吟〉研究汇录》,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1983年,中国敦煌学学术讨论会在兰州举行,盛况空前,影响很大。会议收到论文115篇,其中甘肃学者论文有42篇。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到1985年,我省学者发表的论文、译文近300篇,相当于“文革”前17年同类文章的十几倍。在石窟考古和石窟艺术方面,樊锦世长、关友惠的《敦煌英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施萍亭的《建平公与莫高窟》,刘玉权的《教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贺世哲、孙修身的《瓜沙曹氏与敦煌莫高窟》等论文,在分期断代上,或补充了过去的遗漏、或纠正了过去的误定,解决了一部分遗留下来的问题。段文杰的《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敦煌石窟艺术》、《形象的历史——谈敦煌壁画的历史价值》,史苇湘的《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敦煌佛教艺术产生的历史依据》等论文,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敦煌石窟艺术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提出敦煌石窟艺术是在汉族文化基础上吸收外来艺术的有益成分而创造的具有汉民族气质的敦煌地区乡土风格艺术。这是敦煌艺术起源问题上区别“东来”或“西来”说的一种新探索,越来越为敦煌学界所赞同。

敦煌史地方面,齐陈骏《敦煌沿革与人口》、《裴矩功过述评》,陈守忠《公元八世纪后期至十一世纪前期河西历史论述》,汤开建、马明达《对五代宋初河西若干民族问题的探讨》,史苇湘《河西印度使覆灭前夕》、《吐蕃王朝管辖河西前后》,刘玉权《西夏时期的瓜沙二州》等论文,或提出新见解,或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基本上探清了河西史地的轮廓。李正字《敦煌子年(808年)沙洲百姓纪履信等户籍手实残卷研究》得出新的结论: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封建经济及人口增长并未因农奴制的统治而遭到扼制,相反地倒是有所发展和增长。这一结论与西藏黄文焕《河西敦煌藏文文书研究》的结论不谋而合。

在敦煌文学方面,张鸿勋《试论敦煌文学的范围、性质及特点》,就敦煌文学的界说提出了看法。李鼎文、李永宁、孙其芳、周丕显发表多篇论文,在变文俗讲与壁画的关系,作品的校注、语言以及发展流变等方面,提出不少新的见解。陈人之、颜廷亮、杜琪分别编选了《〈云谣集〉研究汇录》、《敦煌曲子词研究汇录》,把历来有关研究成果汇编成集。

在敦煌学史研究方面,施萍亭《敦煌与莫高窟》、周丕显《敦煌遗书概述》、《敦煌科技书卷丛谈》、《敦煌遗书的被盗、收藏及有关目录之考察》等,对敦煌及遗书的总体情况进行了全面评述,受到敦煌学界的重视。陈人之《八十年来我国之敦煌学》,林家平、宁强、罗华庆的《论中国敦煌学史的分期》,李正宇的《敦煌学简史》,也是敦煌学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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