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

出处：按学科分类—哲学、宗教 湖北人民出版社《鬼谷子辞典》第391页（1700字）

【生卒】：公元前145—公元前87

司马迁，西汉史学家、文学家，生于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他的父亲司马谈曾为西汉太史令，着有《论六家要指》，对司马迁的思想有很大影响。他从小聪慧，10岁便能背诵古文书传，20岁时开始南游，《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到：“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南游归后，作了郎中，奉命西征巴蜀以南的地方。南游与西征使司马迁了解了中原、江淮以南和巴蜀以南地区的民情，同时，也从民间听取了许多民间历史故事，这都为他以后创作《史记》奠定了基础。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谈临终之际，把自己的理想和愿望——“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太史而不论载，废天下之文，予甚惧焉，尔其念哉!”(《汉书·司马迁传》)——嘱托给司马迁。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业，任太史令，掌管皇家书籍，为《史记》的创作提供了便利条件。他废寝忘食，隔绝外界，专心致志地查阅与整理历史资料。经过四年的准备工作，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着手着《史记》。

但不幸的遭遇降临到了司马迁的身上。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以此为卑，而司马迁“窃不自料其卑贱”，“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汉书·司马迁传》)他的正义感触怒了汉武帝。依照汉朝律令，当时可以用钱赎买，但家中无钱，皇帝左右的大臣又没有为他说情，最终无奈，下狱受腐刑。司马迁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出狱后，他以古代先贤为榜样，重新振作精神，终于写成了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的历史，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略古详今，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班固曾赞扬说：“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史记》还是一部文学名着，它的许多篇章脍炙人口，是古代传记文学的典范，文字生动简洁，尤其是人物形象的刻画方面非常鲜明，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巨大影响。

司马迁死后，《史记》没能得以问世，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才使这本书流传于世。

司马迁特别推崇《春秋》，他认为《春秋》是“礼义之大宗”。《太史公自序》中写到：“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杀之诛，死罪之名。”他把《春秋》对君父和臣子的作用作了具体细致的分析，可见，司马迁是十分重视《春秋》的借鉴价值的。

司马迁有正统的封建思想。他认为君、臣、父、子的关系不能越界，他说：“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

司马迁曾在《史记·苏秦列传》中记载：“苏秦者，东周洛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在《史记·张仪列传》中云：“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在《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中还指出，“甘茂，非常士也。其居于秦，累世重矣。自殽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险易皆明知之。彼以齐约韩魏反以图秦，非秦之利也”。又云：“王不若重其贽、厚其禄以迎之，使彼来则置之鬼谷，终身勿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