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丑上(凡九章)

出处：按学科分类—哲学、宗教 湖北人民出版社《四书辞典》第227页（11262字）

3·1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

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

曰：“以齐王，由反手也。”

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译文】

公孙丑询问说：“如果先生在齐国当政，管仲、晏子那样的功绩，可以再度创造吗?”

孟子回答道：“你真是个齐国人，仅知道管仲、晏子而已。有人询问曾西说：‘您和子路谁更贤能?’曾西惶惶不安地说：‘他是我先辈所敬畏的楷模。’那人又问：‘那么，您和管仲谁更贤能呢?’曾西满脸怒色，不高兴地说：‘你为什么要把我和管仲相比?管仲得到君主的信赖是那样的专一，掌管国家政事是那样的长久，功绩却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你为什么要把我和他相比?’”孟子接着说：“管仲这种人，连曾西都不屑于同他相比，你以为我愿意效法他吗?”

公孙丑说：“管仲辅佐君主使他称霸诸侯，晏子辅佐君主使他名扬天下。管仲、晏子这种人难道还不值得做吗?”

孟子说：“以齐国来统一天下，犹如翻一翻手掌。”

公孙丑说：“照先生这样说，学生的疑惑就更大了。凭着周文王那样的德行，活了一百岁后才死，德政还未遍及天下；武王、周公继承他的事业，然后才广泛推行王道。现在您说统一天下如此容易，岂不是文王也不值得效法了吗?”

孟子说：“文王谁能与他相比呢?从商朝的成汤到武丁，贤明的君主出现了六七个。天下归顺殷商的时间相当长久，时间长了就难变动。武丁使诸侯来朝见，治理天下，犹如手中运转东西一样容易。纣王距离武丁时间不算长，从前的优良传统、美好风尚和仁政善教，还有保存下来的；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都是贤能的人，共同辅助他，所以经历相当长时间后才失去天下。当时没有一尺土地不属于纣王所有，没有一个百姓不是他的臣下，然而周文王还能凭方圆百里的小国起家，所以是很难的。齐国人有句俗话说：‘即使有智慧，还得趁时势；即使有锄犁，还得待农时。’现在齐国要统一天下就容易多了。夏、商、周强盛时，土地没有超过千里见方的，而齐国却拥有如此辽阔的土地；鸡鸣狗叫的声音接连不断，从都城一直达到四方边境，而齐国拥有这片土地上的民众。疆域不用再扩展，民众不用再增加，只要实行仁政来统一天下，没有人能阻止它。而且统一天下的君主不出现的时间，没有比这个时期更长久的了；民众被暴政所折磨，没有比这个时期更严酷的了。饥饿的人不选择食物，口渴的人不挑剔饮料。孔子说：‘德政的传播，比驿站传达命令还要迅速。’现在这个时候，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施行仁政，民众的喜悦，如同从倒吊之中被解脱下来。所以只要做了古人一半的好事，功绩必定成倍超过，只有现在这个时代是如此。”

3·2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

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

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

曰：“不动心有道乎?”

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

“告子曰：‘不动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

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何谓知言?”

曰：“詖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

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

曰：“姑舍是。”

曰：“伯夷、伊尹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

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曰：“然则有同与?”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曰：“敢问其所以异?”

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译文】

公孙丑询问说：“先生如果做了齐国的卿相，能够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即使因此而称霸、统一天下，那也是不令人奇怪的。果真遇到这种情况，您是不是会内心激动呢?”

孟子回答说：“不会。我四十岁后就没有再动过心。”

公孙丑说：“这么说，先生比孟贲强得多了。”

孟子说：“这并不难，告子能够不动心比我还早呢!”

公孙丑说：“要不动心，有什么方法吗?”

孟子说：“有。北宫黝是这样培养勇气的，肌肤被刺不退缩颤动，眼睛被扎伤也不眨一眨，以为小事上受挫于人，就如在稠人广众中挨了鞭打一样。既不能忍受卑贱者的侮辱，也不能忍受大国君王的欺凌。把刺杀大国君主，看成跟刺杀卑贱者一样。对于诸侯无所畏惧，听到斥骂声，必定给予回击。孟施舍是这样培养勇气的，他说：‘把不能战胜的敌人，同足以战胜的敌人一样看待。如果先估量敌人的力量然后才前进，先考虑胜败然后才交战，这种人碰到数量众多的军队是会畏惧的。我怎能保证一定获胜呢?只不过是无所畏惧而已。’孟施舍类似于曾子，北宫黝类似于子夏。这二人的勇气，不知道谁更强一些，不过孟施舍的培养方法更简易。从前曾子对子襄说：‘你喜爱勇敢吗?我曾听孔夫子讲过大勇的理论：反躬自问而觉得理亏，即使是卑贱的人，我也不吓唬他；反躬自问而觉得正义在我一边，即使面对千万人，我也勇往直前。’孟施舍保持勇气的方法，又不如曾子的那样简易。”

公孙丑说：“我冒昧请问，先生的不动心与告子的不动心有什么区别，能讲给我听听吗?”

孟子说：“告子讲过：‘如果在言语方面有所不达，不必求其道理于内心；如果内心有所不安，不必求助于意气。’内心有所不安，不求助于意气，这是可以的；言语上有所不达，不求其道理于内心，这就不对了。内心的志向，是意气的主宰；意气，是充满体内的力量。志向是根本，意气在其次。所以说：‘坚定自己的志向，不要滥用意气。’”

公孙丑说：“先生既然说‘志向是根本，意气在其次’，可又说‘坚定自己的志向，不要滥用意气’，这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说：“志向专一，意气自然就随之转移，意气专一，志向也不能不为之动荡。譬如跌倒和奔跑，只是体气专注于某一方面的运动，也会反过来造成思想的变动。”

公孙丑说：“请问先生有什么特长?”

孟子说：“我善于剖析别人的言辞，也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

公孙丑说：“请问什么叫做浩然之气?”

孟子说：“很难讲清楚。这种气，最浩大最刚强，用正直去培养而毫不伤害它，就充满于天地之间。这种气，要同义和道相配合；缺乏它们，气便不够盈满。这种气，是聚集了正义才产生的，不是凭偶尔的正义之举所能获取。做了于心有愧的事，气便不够盈满。所以我说，告子根本不懂义，因为他把义看作了心外的东西。一定要加以培养，不要预期它的效果，心中不要忘记它，不要不切实际地帮助它生长。不要像宋国人那样，宋国有个人，操心他的禾苗长得不快而拔高它，疲倦地回到家中。对家里人说：‘今天累坏了，我帮助禾苗长高了。’他的儿子跑到地里去看，禾苗都枯萎了。天下不帮助禾苗生长的人，实在是很少的。以为培育没有益处而放弃努力的，是不锄草的人；帮助禾苗长高的，是拔高它的人。这就不仅没有益处，而且还伤害了它。”

公孙丑问：“怎样去剖析言辞呢?”

孟子说：“偏颇的言辞剖析它的片面性，放荡的言辞剖析它的沉溺之处，邪僻的言辞剖析它与正道的分歧点，闪烁的言辞剖析它的理亏之所在。这些言辞从心中产生，必然危害政治；在政治设施中体现出来，必然把国事搞糟。如果圣人再出现，也必定承认我的话是对的。”

公孙丑说：“宰我、子贡善于言谈，冉牛、闵子、颜渊善于论述道德修养。孔子兼有这些特长，却说：‘我对于辞令很不擅长。’那么，先生您称得上圣人了吗?”

孟子说：“哎!你这是什么话?从前子贡问孔子说：‘夫子称得上是圣人了吗?’孔子说：‘圣人我达不到，我只不过学习不知厌烦、教人不嫌疲倦而已。’子贡说：‘学习不知厌烦，这是智；教人不嫌疲倦，这是仁。既有仁又有智，先生已经是圣人了。’圣人，连孔子都不敢自居，你的话说到哪里去了?”

公孙丑说：“从前我听说，子夏、子游、子张都各有圣人所具备的一部分长处，冉牛、闵子、颜渊则具备圣人长处而还不博大。请问您属于哪种人?”

孟子说：“暂且不谈这个吧!”

公孙丑说：“伯夷、伊尹两人怎么样?”

孟子说：“两人不一样。不是理想的君主不去侍奉，不是理想的百姓不去管辖，天下太平才肯做官，社会动乱就要隐退，伯夷是这样的。什么样的君主都可侍奉，什么样的百姓都可管辖，天下太平也做官，社会动乱也做官，伊尹是这样的。应该做官就做官，应该隐退就隐退，应该长久干就长久干，应该迅速下就迅速下，孔子是这样的。他们都是古代的圣人，我都不能够做到。至于我的愿望，是学习孔子。”

公孙丑说：“伯夷、伊尹和孔子，他们不是一样的人吗?”

孟子说：“不是。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得上孔子的。”

公孙丑说：“那么，他们有相同之处吗?”

孟子说：“有。如果得到方圆百里的土地而以他们为君主，都能使诸侯来朝拜而统一天下。如果要他们做一件不义的事、杀死一个无辜的人而得到天下，都不会做的。这就是他们的相同之处。”

公孙丑说：“请问他们的不同之处又在哪里?”

孟子说：“宰我、子贡和有若，智慧足以了解圣人。即使他们不廉洁，也不致偏袒所喜好的人。宰我说：‘依我观察先生，比尧舜贤能多了。，子贡说：‘看到一个国家的礼仪，便能推知它的政治，听到它的音乐，便能推知它的德教。从百世之后评价百世以来的君王，没有能违背孔子之道的。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得上孔子的。’有若说：‘难道只有人类是这样吗?麒麟对于一般走兽，凤凰对于一般飞禽，泰山对于一般土堆，黄河大海对于一般溪流，都是同一类型。圣人对于百姓来说，也是同类。但却远远超出了他那一类，大大高出了他那一群。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还要伟大的。”

3·3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译文】

孟子说：“凭借武力而假托仁义的人可以称霸，称霸必须依靠国力的强大。依靠道德施行仁义的可以统一天下，统一天下不必仗恃国力的强大。成汤只用方圆七十里土地，周文王只用方圆百里土地，就使天下归服。以武力征服别人的，别人并不心悦诚服，只是力量不足；以德行征服别人的，别人才内心服气而甘愿服从，就像七十多位学生顺服孔子那样。《诗经》上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无不心悦诚服。’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3·4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译文】

孟子说：“当政者推行仁政就有荣耀，不行仁政就遭耻辱。现在他们厌恶遭受耻辱，却处在不仁的境地，这就如同厌恶潮湿而又处于低洼之地一样。如果厌恶遭受耻辱，不如重视德行并尊敬士人，使有德行的人身居高位，使有才能的人担任一定职务。国家局势稳定，趁这个时机，修明政治法典。即使是强大的邻国，也必定畏惧它。《诗经》上说：‘趁着天晴没阴雨，剥些桑树根上皮，修补窗子和门户。现在你们下面人，有谁还敢来欺侮?’孔子说：‘作这篇诗的人，很懂得道理啊!能够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谁敢欺侮他?’现在国家局势稳定，在这个时候追求享乐，懈怠游玩，这是自寻祸害。《诗经》上又说：‘常顺天命不相违，寻求幸福靠自强。’《太甲》中也说过：‘天降的灾祸，还可以躲；自造的罪孽，逃也逃不脱。’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3·5 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译文】

孟子说：“尊重有德行的人，使用有才干的人，杰出的人物都有职位，那么天下的士人都会高兴，愿意在那个朝廷中谋个职务了。市场上给予堆货栈房而不征税，依法收购滞销货物而不让其积压，那么天下的商人都会高兴，愿意把货物存放在那市场上了。关卡上只稽查而不征税，那么天下的旅客都会高兴，愿意经过那里的道路了。对种庄稼的人，只按井田制让他们助耕公田而不再收税，那么天下的农民都会高兴，愿意在那片原野上耕作了。对居民聚集区，没有额外的雇役钱和杂税，那么天下的民众都会高兴，愿意做那里的居民了。真正能做到这五项，那么邻国的民众就会像对父母一样地仰慕他。率领自己的子弟，攻打自己的父母，自有人类以来，没有能够成功的。这样，就会天下无敌。天下无敌的人，可以叫做天吏。如此而不能统一天下的，从来还没有过。”

3·6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者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译文】

孟子说：“每个人都有同情他人的心理。古代贤明的君主有同情他人的心理，于是发展为同情他人的政策。凭着同情他人的心理，实行同情他人的政策，治理天下就像在手中运转东西一样容易。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同情他人的心理，依据是每个人突然发现一个小孩将要跌入井中，都有惊骇痛惜的心情。这种心情的产生，并不是他要同这个小孩的父母结交，不是为了在邻居和朋友中博取名誉，也不是厌恶这个小孩的哭声才如此。由此看来，一个人如果没有同情怜恤之心，不配做人；没有羞耻好恶之心，不配做人；没有推让谦虚之心，不配做人；没有明辨是非之心，不配做人。同情怜恤之心，是仁的开端；羞耻好恶之心，是义的开端，推让谦虚之心，是礼的开端；明辨是非之心，是智的开端。人有这四种开端，就像身体有四肢一样。有这四种开端而自认为无能力的，是自暴自弃的人；他的君主有这四种开端而认为君主无能力的，是暴弃君主的人。凡是具有这四种开端的人，如果知道将它们发扬光大，就如同刚刚点燃的火必成燎原之势，如同刚刚喷涌的泉水必将汇为江河。如果能够发扬光大，足以安定天下；如果不发扬光大，连赡养父母也不能够。”

3·7 孟子曰：“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由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译文】

孟子说：“制造箭枝的人难道比制造铠甲的人要残忍吗?制造箭枝的人生怕箭枝伤不了人，制造铠甲的人生怕抵御不了刀箭而伤了人。巫医和木匠也是这样，所以选择职业不可不慎重。孔子说：‘居住在有仁德的地方是美好的，选择住处不挑有仁德的地方，怎么算得上聪明智慧呢?’仁德是上天尊贵的爵位，是人间安逸的住宅。没有任何人阻止却不讲仁德，这是不明智的。不仁、不智、无礼、无义的人，只能受人驱使。受人驱使而以此为耻辱，就好像造弓的人以造弓为耻、造箭的人以造箭为耻一样。如果以受人驱使为耻辱，不如实行仁德。实行仁德的人如同赛箭，射箭的人先端正姿势而后放箭。放出了箭而没射中，不去埋怨胜过自己的人，只是反过来寻找自己的过失而已。”

3·8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译文】

孟子说：“子路，别人把他的过错告诉他，他就很高兴。禹听到了有益的话，就给人行礼。大舜更是突出，行善没有别人和自己的区分，抛弃自己的意见而接受别人正确的见解，乐意吸取别人的优点来成就善事。自耕作、制陶、捕鱼，直到做帝王，没有一项优点不是从别人那里吸取来的。吸取别人优点来做善事，这是协同别人共同行善啊。所以君子的德行，莫大于和别人共同行善。”

3·9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

【译文】

孟子说：“伯夷，不是他理想的君主，他就不肯侍奉，不是他理想的朋友，他就不肯结交。不在恶人的朝廷做官，不同恶人交谈。在恶人的朝廷做官，同恶人交谈，就如同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坐在泥路或炭灰上。把这种讨厌恶人恶事的心情推广开来，便会联想到和乡下人站在一起，那人帽子戴得不正，便会不高兴地走开，好像会沾染肮脏东西似的。所以诸侯中虽然有人用好言好语招致他，他都不接受。他之所以不接受，是不屑于接近他们。柳下惠，则不以侍奉可恶的君主为耻辱，不以官职小而自卑。入朝做官不隐匿自己的才能，一定要依自己的主张办事。被冷落遗弃不埋怨，身处困境不忧愁。所以他说：‘你是你，我是我，即使你在我身旁赤身露体，你又怎能沾污我呢?’所以他能高兴地与各种人物在一起，而不失去常态。拉住他让他留下他就留下。拉住他他就留下，是他觉得不必离开的缘故。”孟子又说：“伯夷器量不大，柳下惠有失庄重。器量小与不庄重，君子是不应该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