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命有所不受

出处：按学科分类—军事 湖北人民出版社《孙子兵法辞典》第341页（5795字）

(释文〕 用兵作战，对于国君的命令，有的可以不执行。

〔例1〕 汉文帝与老臣冯唐谈论为将之道，谈到高兴处不禁感慨地说：“我为什么得不到像廉颇、李牧那样的人做将军呢?”冯唐接着说：“陛下纵使得到像廉颇、李牧那样的将才，也不一定懂得任用啊!”文帝一听很生气，站起来，转入禁中，不再跟冯唐谈什么了。不久匈奴入寇，在云中郡(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大肆掳略，朝廷因此将该郡守魏尚下狱论处。汉文帝在事后又召见冯唐，问他说：“您怎么知道我不懂得任用廉颇、李牧那样的将才呢?”冯唐回答说：“臣听说从前君王派遣将军的时候，跪下来推着车毂，说‘朝廷内的事，由寡人作主；朝廷外的事，则交将军裁决。一切赏罚都由您在外决定，回来报告一下就是了’。这并不是无稽之谈。现在魏尚做云中郡守，把早市的租税全用来犒飨士卒，还拿出私有的钱财，每隔几天宰一次牛，以改善部下的生活，所以匈奴躲得远远的，不敢接近云中郡的关塞。这次魏尚出击匈奴，据说记录斩敌首的战功与实际相差六级，陛下就将他交给执法官吏治罪，消除他的官爵，并判他一年徒刑。谁不知那些边防士卒，都是由田野间来从军的，他们只会拼命杀敌作战，根本不了解尺籍和伍符的事情；而作为一郡之长，大敌当前，只有一心一意指挥作战，哪有功夫顾及记录战功的小事呢!由此说来，陛下纵使得到像廉颇、李牧的将才，也不懂得任用的。”文帝听完这番话，当即派冯唐拿着符节去赦免魏尚，恢复他的郡守职位。

〔例2〕 西汉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汉宣帝派辛武贤、许延寿率军与赵充国会合，大举进攻羌人。这时羌人在赵充国的安抚下，已经有一万多人归附朝廷。赵充国估计羌人肯定要失败，打算撤除骑兵，以步卒在当地屯垦戍卫，等待反叛的羌人困乏败亡。奏章已经写好，尚未上奏朝廷，就接到了出兵进击的诏令。赵充国之子害怕其父抗命不遵，让门客去劝赵充国，不要坚持自己的主张。赵充国叹息说：“你怎能说出这种不忠之言。若是朝廷及早采纳我的意见，羌人岂能发展到这一步。如今战事长期不能结束，假若四方蛮夷突然动摇，借机相继起兵造反，即使再高明的人也无法收拾，岂只是羌人值得忧虑!我誓死要坚持自己的意见，皇上圣明，可以向他陈述我的忠言。”于是赵充国相继上奏汉宣帝，阐述屯田的方式、屯田的便利，以及防止羌人侵扰屯田吏卒的具体措施。每次上奏，汉宣帝都给公卿大臣讨论，起初认为赵充国意见正确的人不过十分之三，后增加到十分之五，最后增加到十分之八。因此，汉宣帝回复赵充国，嘉勉并采纳了他的计划。

〔例3〕 晋穆帝永和五年(349年)，后赵王石虎病卒，其子石世继位，刘后临朝称制，子孙争国，内乱不已。燕王慕容俊在其平狄将军慕容霸、五材将军封奕以及折冲将军慕舆根等人的力劝下，决定讲武戒严，乘石氏内乱，进取中原。他以慕容恪为辅国将军，慕容评为辅弼将军，左长史阳鹜为辅义将军，慕容霸为前锋都督、建锋将军，选精兵20余万，于永和六年(公元350年)二月大举南下。三月，军至元终(今天津市蓟县)，接着攻蓟城(今北京)，后赵幽州刺史王午和征东将军邓恒退保鲁口(今河北饶阳县南)。慕容俊乘胜南下范阳(今河北涿县)，迫使范阳太守李产投降，尽收幽州之地。接着，慕容俊率部攻邓恒于鲁口，当燕军进至清梁(今河北清苑县西南)时，邓恒派部将鹿勃早率数千人夜袭燕营，直冲至前锋都督慕容霸帐下。慕容霸处乱不惊，亲自斩杀赵军十余人，并及时组织反击，击退了鹿勃早。鹿勃早夜袭之后，慕容俊感到敌锋尚锐，南下阻力甚大，便对进取中原产生了动摇。他对部将慕舆根说：“敌锋甚锐，宜且避之。”慕舆根深感主帅动摇将直关全局，便严肃地回答说：“我众敌寡，力不相敌，所以邓恒才派军乘夜偷袭，企图偶然取胜，以挫我锐气。我们现在是求敌得敌，正好乘势进击，怎么可以发生动摇呢!请燕王安卧，臣等自有破敌良策。”燕王仍不自安，内史李洪便把燕王转移出阵营。慕舆根等把燕王安排妥当，就率精勇士卒数百人，直向鹿勃早军杀去。李洪又把燕王的骑队组织起来支援慕舆根。鹿勃早见燕军来势凶猛，仓惶退走。燕军追击40余里，鹿勃早仅以身免，士卒死伤殆尽。

〔例4〕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十一月，突厥颉利可汗入犯唐河西各州，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反击突厥的时机已经成熟，遂部署讨伐：以行并州都督李世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吴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诸军十余万人，受李世勣节度，分道出击。贞观四年(630年)正月，李靖率骁骑三千自马邑(今山西朔县)进至恶阳岭(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南)，颉利可汗不意李靖猝至，继而又认为，唐军若非倾国而来，李靖决不敢孤军来战。李靖则乘其惶惶之机，夜袭定襄(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得手，颉利可汗被迫退兵，途中又于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遭唐将李世勣截击，损失惨重。二月，李靖又于阴山重创颉利可汗，颉利可汗逃至铁歧山(今内蒙固阳县西北)，尚有余众数万。颉利可汗权衡利害，决定向唐太宗谢罪，派部将入朝请罪，并请求举国内附。唐太宗即派唐俭前往抚慰，同时又命李靖和李世勣迎接颉利可汗入长安。李靖受命后，即率军北进，于白道同李世勣部会师。李靖认为，颉利可汗外为卑辞，内实犹豫，欲俟草青马肥，再逃漠北。他对李世勣说：“颉利虽败，其众犹盛，若走度漠北，与九姓联合，仍为朝廷大患。如今朝廷使者已在颉利营帐，其必不加戒备，如果选精骑一万，携带20日干粮，出其不意，突然袭击，颉利可不战而擒。”李靖的副总管张公谨说：“朝廷已诏许颉利内附，唐俭又在颉利的牙帐，我们怎么能发兵攻击呢?”李靖回答说：“这就是韩信破齐的方法，唐俭又何足惜。”于是勒兵夜发，李世勣大军继至。将近颉利牙帐，李靖便命部将苏定方率200骑为前锋乘雾而行，在距牙帐7里时，才被突厥骑兵发现，颉利急乘千里马落荒而逃。李靖挥军继至，突厥无暇应战，溃不成军。颉利欲亡走漠北，被李世勣伏兵所阻，转向西逃，途中就擒。此役，俘突厥10余万口，牲畜数10万头。以颉利为首的东突厥至此灭亡，自阴山至大漠的大片土地悉为唐所有。

〔例5〕 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二月，东征高丽的唐朝大将苏定方久围平壤不下，又逢大雪天寒，便撤围回国。同时，朝廷又给在百济国内策应苏定方作战的唐将刘仁愿和刘仁轨下诏书说：“一城不可独固，宜开拔至新罗国(新罗国臣服于唐)，若新罗请卿留镇，就暂留新罗，若其不需，则宜泛海而还。”军中将士得此消息，一时归心似箭，军心浮动。刘仁轨却无南还之意，于是向将士们解释说：“作为人臣应为公家之利而献身，有死无二，岂能首先念及一己的私利!皇上欲灭高丽，故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虽然余寇充斥，守备森严，但我励兵秣马，出敌不意，也没有攻不克的堡垒。克捷之后，士卒心安，然后分兵据险，开张形势，飞表奏报，请求增兵。那时，朝廷知我有成，必定命将出师，作为声援，凶丑自灭，海表永清。如今平壤之军已撤，我如果再开拔新罗，那么，百济的残敌余烬，不日更兴，高丽逋寇，何时可灭!况且，我现在所据之城于敌中央，如果妄动，必成擒虏。即便进入新罗，也是羁弥之客，或许难得称意，悔不可追。况且百济大将福信凶悖残虐，君臣猜离，行相屠戮；我正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军不可动。”刘仁轨高瞻远瞩，分析透僻，赢得了将士们的支持。百济王丰与诸将见唐军孤城无援，便遣使对刘仁轨说了些何时大军西还，百济当欢送之类的话。刘仁愿、刘仁轨见百济不以唐军为意，设备松弛。七月，便乘其无备，攻拔支罗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营栅，分兵据守。百济大惊，福信急忙加固真岘城的守备。唐军视其稍懈，乘夜攻城，于拂晓攻拔此城，打通了新罗至百济的粮道。接着，刘仁轨上书朝廷，请求援兵，朝廷遂发七州之兵在百济登陆，九月，再定百济。

〔例6〕 1931年6月初，鄂豫皖苏区红军取得第二次反“围剿”斗争胜利之后，急需解决的问题是红四军下一步如何行动。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鉴于蒋介石正纠集大量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对鄂豫皖苏区暂取守势，认为这是红四军向外发展的良好时机。在鄂豫皖根据地内部，虽然横亘于皖西与鄂豫边两区的商城亲区和麻城黄土岗、木子店区的反动武装还没有肃清，仍是根据地的巩固和东西之间联系的严重障碍，但肃清这些反动武装，主要应该依靠正确的政策，进行政治瓦解而不是单纯的军事打击。因而曾中生等便向鄂豫皖中央分局建议，留一部分兵力结合发动群众肃清亲区等地的反动武装，集中主力向外发展。张国焘按照中央5月6日的指示，主张红军主力集中亲区，解决顾敬之反动民团。红四军执行这一任务时，由于亲区地主武装裹胁群众坚壁清野，实行反动的游击战争，单纯军事打击难以奏效。同时，大军云集方圆数十里的山区，粮食供应极为困难。鉴于此，红四军又建议以两个团的兵力留在亲区，以主力南下打下英山，直取蕲水，巩固阵地，向前发展，以配合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为抓住有利时机，一面加紧政治动员，开始移动部队，一面向中央分局、军委会作详细报告，请求批准这一建议，张国焘以“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为帽子，搁置了这一建议。6月28日，在中央分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曾中生等又一次提出红军向外发展的问题。经过激烈争论，张国焘才不得不同意红四军南下。扩大会议通过了红四军南下的行动方针，但对于具体方向和兵力使用仍没有作出决定。7月上旬，军委又在商城西南的余家集召开会议来解决这一问题。会议决定留第12师一个多团在皖西活动，留第13师全部和第10师第29团、第11师32团开辟亲区和巩固鄂豫边地区，其余第10、11师各两个团和第12师一个多团南下发展。但是关于出击的方向问题又发生了分岐。张国焘认为要援助中央根据地，必须威胁或攻占敌人的大城市，提出了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逼安庆，威胁南京的计划，并限期一个月完成。红四军领导人认为，红军应当巩固阵地向外发展，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手段主要不在于攻击敌人的重要城市，而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巩固扩大根据地，以牵制敌人兵力。因此，仍然主张打下英山后，出蕲春、黄梅、广济地区，恢复这一地区的革命根据地，并使之与鄂豫皖边区连成一片，同时相机出击武穴，牵制敌人。经过激烈争论之后，张国焘还是按其个人意见作出了红四军出击方向的决定。7月中旬，红四军在军长徐向前、政治委员曾中生率领下，由商城亲区向东南开进。8月1日，红四军第10师两个团和第12师一个多团配合攻克英山，全歼英山守敌。攻占英山后，按张国焘已作出的决定，红四军应出潜山、太湖，攻安庆。曾中生、徐向前详细研究和比较了潜、太、安地区和蕲、黄、广地区的情况，分析了红军究竟进军哪里更为有利的问题，一致认为：进攻安庆要通过近四百里的白色区域，沿途有敌人两个旅以上的正规部队和大量民团，红军只能以四个团的兵力进击，突击冒进毫无胜利把握。去蕲春、黄梅、广济只有240里，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红军乘虚而入，既可先争取主动，又易见效。据此，红四军领导人决定改变张国焘的东进计划，留红12师在英山地区掩护后方，开辟工作，军部率第10、11师4个团向南进击，并当即将这一重大决定报告给了分局。8月3日，红四军主力南进，经两日行程，到达蕲春县境，始知沿江水涨，武穴附近尽成泽国。乃改变部署，决定先取浠水、罗田，打开战场，然后诱敌而歼之。8日，红军进占浠水，继克罗田。18日，红军急行军120里，奔袭蕲春北漕家河驻敌新编第8旅，19日拂晓，投入战斗，激战一个多小时，全歼敌军。红军乘胜追击，进占广济县城，威逼蕲春、武穴、黄梅，与江南湘鄂赣红军遥相呼应。张国焘对红四军攻下英山后没按自己的意见行事大加责难，三次写信批评，并催促迅速返回。曾中生、徐向前鉴于和张国焘的斗争不可避免，在8月20日向中央的报告中，详细申明了南下行动的正确理由，并对张国焘的个人专断领导作风和错误的军事方针提出了批评。8月27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军委会致信曾中生、徐向前，严厉指责红四军领导改变东进计划是违抗分局命令，严令立即回师。9月1日，红四军不得不撤出叶家湾之围，放弃继续歼敌的机会而遵令北返。9月4日，红四军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大多数人认为红四军南下作战策略是正确的。会议通过申明书，再次说明东进之不利及南下作战的正确性及其意义，并委派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先行返回，面陈一切。

〔例7〕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甘前线，进攻陕北苏区。二是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分别调驻福建和安徽，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剿共”，逼迫张、杨择一而行。这两个方案都是张、杨所不能接受的。他们和红军早已达成共同抗日的协议，决然不能再去进攻红军，调离西北，也早晚要被蒋介石吞并消灭。他们下定决心，一不再打内战，二不离西北。他们秘密研究的对策是：第一步苦谏，尽力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苦谏无效，就采取第二步实行兵谏，设法捉蒋，逼蒋抗日。12月7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向蒋介石作了一次哭谏，痛陈东北失陷，华北危机的严重形势，要求蒋介石改变他的内战政策。蒋介石勃然大怒，训斥张学良，顽固坚持“剿共”计划。杨虎城又去委婉劝说，也为蒋介石所拒绝。12月9日，西安青年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爱国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学生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时，蒋介石闻讯竟下令镇压学生。为避免流血事件，张学良劝说学生回去，并表示一星期内以事实回答大家。12月10日、11日，张学良、杨虎城为了做到仁至义尽，又对蒋介石作了最后劝谏，仍为其拒绝。12月12日，张、杨联合实行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遵行孙中山遗嘱、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