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出处：按学科分类—军事 湖北人民出版社《孙子兵法辞典》第291页（3732字）

(释文〕 军队没有辎重就会失败，没有粮食就不能生存，没有物资储备就无法坚持作战。

委积：即物资储备。

〔例1〕 南北朝宋明帝泰始二年(466年)，刘休仁、沈攸之、吴喜等同刘湖部将袁相拒于浓湖(今安徽繁昌县西，现已堙)，久持未决。龙骧将军张兴世建议说：“袁盘据上流，地胜兵强，我虽与其相持有余，但制之不足。宜以奇兵数千潜出其上，凭险筑城，相机而动，使其首尾不能相顾；阻滞中流，其运粮必难，如此，制贼无疑。

钱溪江(今安徽贵池县东北长江支流梅梗河)岸面最为狭窄，又距我大军不远。其下江流洄洑，上流船下，必来此泊岸，千人守险，万人莫开，冲要之地，莫过于此。

”沈攸之、吴喜均表赞同。遂选战士7000人、轻舸200只配给张兴世。张兴世溯流稍上，既而退归，如此者多日。刘湖闻悉，笑道：“我尚不敢贸然越过他们，下取建康(时为宋朝国都，今江苏南京市)，张兴世何等人物，还想轻易据我上流吗?”于是，戒备松弛。

一天晚上，得顺风之便，张兴世率众直溯钱溪，刘湖发觉后，亲率重兵攻打，以阻其筑城立寨。刘休仁为策应张兴世，急向袁发起猛攻，斩首数千余级。

袁告急，刘湖急回救袁。张兴世得以筑立钱溪城。后来如张兴世所料，袁因咽喉卡阻，给养不济，败离浓湖。

〔例2〕 晋海西公太和四年(369年)四月，晋大司马桓温率步骑五万自姑熟(今安徽省当涂县)出师伐燕，六月，溯泗水进至金乡(今山东省金乡县)，然后由清水入黄河，浩浩荡荡，乘流直进。参军郗超向桓温建议说：“由清水入黄河，难以通运。如果燕军不战，运道又绝；因资于敌，又无所得，其后果十分危险。”他主张改由陆路“尽举大军，直趋邺城(前燕国都，治所在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燕军畏惧您的威名，必然望风溃逃，北归辽、碣。若燕军出战，则我可一战而胜；若燕城邺固守，则当此盛夏，难有大的动作，百姓布野，尽为晋有，易水以南必然交臂请命，归附晋朝。”郗超担心桓温“以此计轻锐，胜负难以预料”，又提出：“顿兵河清，控引漕运，待资储充备，来年夏天再谋进兵。”郗超认为：“舍此二策而连军北上，进不速决，退必愆乏。燕军利用这种形势，拖延时日，渐及秋冬，水路进一步涩滞。况且北国早寒，三军裘衣储备较少，恐怕又为时令所扰，不仅仅是没有军粮的问题。

”郗超关于或直趋邺城，胜负决于一战；或顿兵河、清，以待来年，二策桓温皆弃之不用。七月，桓温在其建威将军枟玄攻拔陆湖(今江东沛县北)、大败燕下邳王慕容厉步骑二万于黄墟(今河南省民权县)后，进至武阳(今河南省范县西)，燕兖州刺史孙元投降。继而攻占枋头(今河南浚县境)，逼近邺都，燕君臣为之震恐，准备逃奔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在此危急时刻，车骑大将军慕容垂向燕王慕容暐请战说：“请让我出兵迎击晋军，若不能取胜，陛下再走也不迟。”慕容暐遂命慕容垂率军五万抵御桓温，并遣使求救于前秦，许以割让虎牢以西给前秦。慕容垂出军时，其部将封孚和申胤说：“桓温虽然声势浩大，却未必能有多大作为。桓温一旦得志，将为许多朝臣所妒忌，他们必然从中作梗，以败其事。桓温情志骄慢，又不善于应变，迟早会被我们击破的。

”慕容垂以悉罗腾为前军，自己率主力继进，又派王德等袭击桓温的后方。八月，悉罗腾两战两捷。

九月，王德和刘当会抵石门，截击晋军的背后。前燕豫州刺史李邦亦自许昌截击晋军粮道。

桓温屡战不利，粮储将尽，又闻前秦援兵将至，唯恐腹背受敌，遂下令焚毁舟船，丢弃辎重，由陆路回师。慕容垂乘胜追击，于襄邑(今河南省睢县西)大破桓温，歼灭晋军3万余人。前秦援军亦邀击桓温于谯城(今安徽省毫县)，晋军损失以万计。

十月，桓温率残部返抵山阳(今江苏省淮安市)，收复中原的志愿遂成泡影。

〔例3〕 元顺帝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十月，徐达、邵荣率兵攻打宜兴，久攻不下。朱元璋派人告诉他们说：“宜兴城市虽小，但城防坚固，不易很快攻取。听说其城西通太湖，是张士诚的粮饷通道。如果断其粮饷通道，城中军粮缺乏，该城旦夕可破。”徐达便派丁德兴分兵断绝宜兴通往太湖之口，然后并力攻城，宜兴遂被攻破。

〔例4〕 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三月，燕王朱棣领兵长驱南进，深入到安徽临淮县(治所在今安徽风阳县东北临淮关)一带。

他鉴于自己远道而来，利在速战，而敌人屯驻宿州(治所在今安徽宿县南)，准备进行持久作战的形势，决定切断敌人粮道，使其不战自溃。于是，他派谭清率兵至徐州，击败由此向宿州转运粮饷的敌兵部队，然后挥师南下淮河，烧毁停泊在此的敌兵粮船，使敌人南北粮道俱断，饱受无粮之苦，很快不战自溃。

〔例5〕 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洪承畴率十万大军，反击包围锦州的清军，将辎重粮草集中于宁远(今辽宁兴城)、杏山之间的笔架山等处。皇太极率增援的清兵赶到后，即派兵袭破笔架山，夺获明军粮草，严重挫伤明军士气。明军将领因为失去粮草，无心再战，遂决定突围南逃宁远。

皇太极对此早有防备，在沿线多设埋伏。

明军军心涣散，将领各怀异志，部队失去控制，争相溃退，步骑兵自相践踏，在清军的前堵后追下，死伤甚众。

〔例6〕 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孙传庭受朝廷之命，领兵东出潼关，攻打李自成，准备收复被李自成占领的河南。

九月八日，双方在河南宝丰、郏县之间遭遇，由于从李自成军部投降孙传庭的罗汝才、贺一龙旧部致死力战，李自成败走。孙传庭因此渐有骄意，不待粮车到达，即率军急进，于十二日攻占宝丰，十三日攻占郏县，并分兵一部攻陷唐县(今河南唐河县)，将起义军家属全部屠杀。

此时，张献忠攻克长沙，明朝廷急派原计划北进夹击李自成的左良玉部南下攻击张献忠，而西路秦翼明部明军亦停止于商洛(今陕西商县、洛南)不进，使孙传庭成为深入起义军领地的孤军。

李自成在襄城坚壁清野，深沟高垒，坚守不战，并派精锐骑兵迂回到汝州、白沙(今河南伊川、白沙)之间，切断孙传庭的粮道。孙传庭求战不得，欲退不能，完全陷于被动。双方相峙五日，至十七日夜，孙部士兵因饥饿发生混乱，起义军乘机全线反击。

明军战车营士兵弃车而逃，以致车马塞道，明军更为混乱，溃不成军。起义军紧追不舍，歼明军4万余人，缴获其全部辎重装备，孙传庭仅以数千骑逃回潼关。

〔例7〕 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中亚浩罕国(今独联体乌兹别克国)军事头目阿古柏在英国的支持下，率兵侵入我国新疆，并自立为汗，建立反动政权。同治十一年(公元1871年)，沙俄也出兵占领新疆伊犁地区(今新疆伊宁市一带)。

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于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四月，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以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帮办新疆军务。左宗棠认真分析敌情形势后认为，阿古柏已和陕甘一带的回民起义军首领白彦虎、马人得联络在一起，占领新疆广大地区，控制着南、北疆的许多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是收复新疆的主要威胁。

沙俄虽也居心叵测，但对所占的伊犁地区，口头上表示并无久占之意，答应在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之后，立即交还。于是决定以消灭阿古柏入侵势力为第一期作战目标，而驱逐伊犁地区的沙俄侵略者则作为第二期作战目标。

他还根据新疆远离内地，交通不便，人烟稀少，产粮不多，以及长期从事同回民起义军战争，造成与新疆毗邻的陕甘地区粮食也十分缺乏的实际情况，决定采取“缓进”的方针，即不马上发兵进军，而是集中一段时间，充分作好兵员的调集，军饷的筹措，粮食采办、转运和屯集，军火的购置等工作。在进兵的各项准备工作充分做好以后，他又鉴于进军新疆路途遥远，运输线过长，极易遭敌袭击和切断的危险局势，决定实行“急战”，即力求速战速决，避免旷日持久。

以后的战争实践证明，他的这些战略指导思想是十分英明和正确的。

〔例8〕 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四月，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求和，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割让给日本。

六月初，日军在台湾北部登陆后，黑旗军将倾刘永福领导台湾义军，开始了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斗争。从六月至十月，4个月时间内，义军英勇奋战，连创日军，使5万侵台日军因伤亡和疾病而遣送回国者达32000人，其中死者4600人，侵台日军头目近卫师团长、陆军中将北白川能久亲王和第二旅团长、陆军少将山根信成等也在这次战争中毙命。

但是，当时台湾义军外无救援，内缺粮饷，处境极端困难。从八月下旬开始，各地义军粮饷军械告罄，刘永福派人赴内地筹措，因清政府的阻挠破坏，均空手而返，以致义军想尽办法，连伙食也发不出了。九月中旬，日军大举增援侵台，而义军则因无粮可食，饥疲已甚，大部溃散。刘永福见大势已去，只得在“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我何以报朝廷，何以对台民”的悲叹声中，密乘英轮“多利士”号退回大陆，台湾抗战至此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