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小序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河北人民出版社《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第30页（1692字）

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清政府于北京设“四库全书馆”，开始纂修规模庞大的丛书《四库全书》，至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丛书成。纂修期间，馆臣对每一部采入的书籍和另一些没有采入的书籍，皆分别编写内容提要，论述“各书大旨及着作源流”，“列作者之爵里”，“考本书之得失”，辨订“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等。这些提要最后经总纂官纪昀(公元1724－1805，字晓岚)与陆锡熊(乾隆进士，字健男，号耳山，上海人)综合、平衡，并加以润饰，依传统的经史子集四类分类法，编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由武英殿刻版。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浙江地方政府据杭州文澜阁所藏武英殿刻本翻刻。自十八世纪末以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广泛流传，影响巨大。《总目》共二百卷，经史子集各大类下分若干小类；每大类、小类之前，撰有小序，扼要说明此类着作的源流，并做出评价。子部小说家类前小序，说明小说家类着作的源流、价值，及甄录之原则。小序依据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与《汉书·艺文志》班固自注“(虞初)，武帝时方士”等记载，认为“小说兴于(汉)武帝时矣”。然而，又认为“其来已久”，因为屈原《天问》已经“杂陈神怪，莫知所出”，推想它就是小说家言了。小序分小说家着作为三派：“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清乾隆敕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小说别为三派，校之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分小说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类，“实止两类，前一即杂录，后二即志怪，第析叙事有条贯者为异闻，钞录细碎者为琐语而已。传奇不着录；丛谈辨订箴规三类则多改隶于杂家，小说范围，至是乃稍整洁矣。然《山海经》《穆天子传》又自是始退为小说，……于是小说之志怪类中又杂入本非依托之史，而史部遂不容多含传说之书。”对小说的不同分类，实反映分类者不同之小说观念。鲁迅指出，“至于宋之平话，元明之演义，自来盛行民间，其书故当甚伙，而史志皆不录。”“所论列则袭旧志”的《四库全书总目》，当然也不把此类通俗小说收入视野。鲁迅深刻指出：“史家成见，自汉迄今盖略同：目录亦史之支流，固难有超其分际者矣。”对于唐宋以后的小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小说家类小序》的评价与甄录之标准为：“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漫失真、妖妄荧听首，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唯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者们由“史家成见”出发，多少肯定小说中有“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但歧视小说的倾向溢于言表。《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穆天子传》，旧入起居注类；《山海经》、《十洲记》，旧入地理类；《汉武帝内传》《飞燕外传》，旧入传记类。今以其或涉荒诞，或涉鄙猥，均改隶小说。”又云：“圣朝编录遗文，以阐圣学、明王道者为主，不以百氏杂学为重也。”这里提出的，实际上是一条政治性标准。以这条标准定取舍，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的戏剧作品《临川四梦》不予采入，仅将《五侯鲭字海》、《别本茶经》、《玉茗堂集》(诗、文、尺牍)于经部小学类、子部谱录类、集部别集类存目；明代大文学家冯梦龙所辑“三言”不予采入，仅将《春秋衡库》、《别本春秋大全》、《智囊》、《智囊补》于经部春秋类、子部杂家类存目；明代另一位小说家凌濛初所着“二拍”不予采入，仅将《圣门传诗嫡冢》、《东坡禅喜集》、《国门集》、《合评选诗》等，于经部诗经类、集部别集类存目。其歧视小说、戏曲之倾向，强烈、鲜明。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正月初四上谕：“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坊肆所售民间无用之类、琐屑无当之属，“均无庸采购”。《四库全书》的编纂者贯彻了这一总原则；其子部小说家类小序所体现的小说观点，是此一总原则之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