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外资津贴学校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体、科学、教育 江苏教育出版社《世界教育大事典》第754页（2188字）

建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在接管旧学校的过程中，对教会学校及其他接受外资津贴的文化教育机构在恪守政府法令的前提下未予处理。然而，一些学校却暗中对抗，甚至以中断教育经费相要挟。有鉴于此，人民政府作出了接收外资津贴学校的决定。1950年10月12日，教育部召开记者招待会，马叙伦部长发表书面谈话，宣布接办辅仁大学。他指出：天主教会办的辅仁大学解放后先以减少补助经费的办法阻碍学校的进步与发展，进而以侵犯中国教育主权的无理要求作为拨付经费的条件，并自1950年8月起停拨学校一切经费。为了保障辅仁大学3000余名师生的正常工作和学习，根据学校请求，政府按期支付了该校所需经费，但天主教会方面又进行挑拨，制造混乱，并于9月30日正式表示决定停止拨付经费。为此，经教育部报请政务院批准，接办辅仁大学，任命陈垣为校长，主持校政。1950年12月29日，政务院第65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批准了郭沫若副总理的有关报告，指出：政府应协助人民使现有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同宗教团体脱离，实行完全的自办；对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医疗机关，应分别情况，或由政府接办，改为国家事业，或由私人团体继续经营，改为中国人民完全自办的事业。私人团体经营确有困难者，政府予以适当补助。《决定》公布后，北京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南京金陵大学等接受外资津贴的学校的师生员工纷纷发表声明，表示热烈拥护《决定》。据统计，1950年底全国接受外资津贴的高等学校共20所(不包括已接办的辅仁大学)，有学生14536名、教职员3491人、工警1943人；其中，接受美国津贴的学校就有17所，有学生12984人、教职员2940人、工警1879人。接受外资津贴的中学514所，有学生160250人、教职工10433人；其中接受美国津贴的中学255所，有学生81347人、教职工6214人。接受外资津贴的初等学校据不完全统计有1133所，学生188376人、教职工2759人。

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根据政务院的《决定》发出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教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关的指示》。《指示》规定：一切接受外资津贴的学校都要进行登记，1951年将接受美国津贴的学校全部处理完毕。按学校具体情况，采取不同处理方法：接收改为公立；改组董事会与学校行政，行政权归中国校长；改为完全由中国人自办的私立学校。解除美籍人员的董事及学校行政职务，解聘少数思想行为反动的美籍教师；中国籍教职员工一般原职留用，待遇照旧。高等学校中的宗教学院或神学院暂维现状。接受其他国家津贴的学校，除个别政治上反动的应收回自办外，一般的履行登记。《指示》要求各地必须把这个关系国家教育主权的重大工作做好，不仅使这些学校能维持下去，而且办得更好。规定了教育行政部门的分工、步骤与办法：高等学校由中央政府教育部直接领导处理，中等学校由各大行政区教育部(文教部)直接领导处理(华北区由中央政府教育部会同华北事务部领导各省市处理)，初等学校(包括幼稚园)由各省(市)教育厅、局直接处理。《指示》还要求，学校要加强对所有接受美国津贴的教会学校师生控诉美帝文化侵略罪行运动的领导，深入进行反帝爱国教育，使全校教职员工、学生不分教徒与非教徒更好地团结起来，打破思想顾虑。为处理工作扫除障碍，要拟定处理方案，有步骤地进行处理。

为了更好地推进接收外资津贴学校工作的开展，教育部于1951年1月16～22日，专门召开处理接受外资津贴的高等学校工作会议。陆定一讲话强调，这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马叙伦重申中国不允许外国人在我们国家内办学校的方针；钱俊瑞则强调肃清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响。会议确定了处理接受外资津贴的高等学校的原则、方法和一些具体政策、措施。会后，经过各校发动群众调查研究、酝酿协商、拟定方案，分别情况作了妥善处理，结果接收后改为公立的有11所高等学校，改为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政府给予补助的有9所高等学校。这些学校在以后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也被逐渐撤消建制，转并入其他公立高等学校中去。

同年2月中旬～3月中旬，华东、西北、西南、华北等各大行政区相继召开会议，分别拟定处理本区接受外资津贴的中等学校的方案。同期，初等学校(包括幼儿教育机构)则均由各省市直接或委托专署处理。1952年后，改为私立学校的接受外资津贴的中小学在接办私立学校的过程中全部改为公立。此外，民政部门还接收了受外资津贴的所有收容有盲、聋、哑人的教养单位为国家办的社会福利事业(1954年，根据政务院通知，原归民政部门领导的盲哑学校，如系独立设置且为正规学校者，由教育部门接办)。

接收外资津贴学校的成功，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实现了近百年来中国教育主权的完整与独立。当然，教会学校及其他接受外资津贴的学校在中国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有其历史功绩，客观上有助于中国逐步建立起新型的现代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曾自觉或不自觉地介绍和引进了西方较为先进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