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人文思潮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323页（6422字）

春秋时期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科学及文化知识的进步，新兴封建势力反对奴隶主贵族的斗争等等，这一切都对传统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冲击了传统的天命鬼神观念，代之而起的是一般强劲的人文思潮。在殷周时期，中国早期宗教的天帝、鬼神等观念还高高凌驾于人与人事之上，牢固地统治着人们的头脑。到了周代，这种影响力逐渐衰退。周的统治者从殷的灭亡中吸取了一定的教训，不仅用“天”袭取了殷商“帝”的位置，冲淡了人格神的主宰性，而且就所崇拜的天来说，也减少了它的绝对性，提出“天命靡常”、“聿修厥德”、“敬德保良”等思想，开始从宗教观念中分离出“人德”的观念。春秋时期，周代提出的“人德”观念进一步得到发展，开始对神提出怀疑。在《左传》中记载了许多这一时期初步兴起的无神论观念。《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虢国的史嚣说：“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如果说殷周时期从《诗经》中反映出的怨天思想还未能看到“人”的力量，那么从《左传》、《国语》中便可明显地看到人对自身力量的信心，甚至对国家大事也主张要听信于人，而不必听信于神。在当时的思想家们看来，“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虽然对神的信仰不能立即消失，但神要依人的目的而行。因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产生“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的人神易位思想。从神不能影响人，到神不能影响国，再到人神之间的主从易位，最后是人企图操纵神，这正表现出春秋时期人的地位的上升，反映了此一时期人神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除直接讨论人神关系外，还涉及到自然现象的变化与人的关系以及占卜与人的吉凶等问题。《左传·僖公十六年》宋国出现陨石和六鹢(水鸟)退飞的奇异现象，有人说这是灾祸之兆，而周内史叔兴却说：“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这是说天象之变是自然现象，与人事的吉凶无关，人事的吉凶非由神鬼决定，而完全是由人自己决定的。《左传·昭公十八年》郑子产在驳斥裨灶的占星术时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这里，子产明确提出“人道”的概念，标志春秋时期人文思想的进一步成熟，同时也标志中国人学的确立。以上部分材料可以说构成了春秋时期人文思潮兴起的前奏，中经孔子的扬播，到战国中、后期的孟子、荀子等，遂蔚成中国人文思想的大潮，实现了中国人学思想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即从神到人的观念转化。

(1)民为神之主 语出《左传·桓公六年》。据载，当时楚军欲伐随国，羸其师而张之，即故意装出羸弱之态以诱随军。随侯不知其故，想命令军队追击，随国贤臣季梁认为不可，因为当时随国国政不修，民各有心，根本无法抵御楚军的攻击。季梁认为根本的办法在于修政而安民，故提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季梁认为，民是主，神是从，鬼神之情，依民而行。因此好的君主必须首先完成对人民有利的大事，然后虔诚地去祭祀神祗，否则民心背向，鬼神失去依托，想降福也无能为力。在季梁看来，一国之君，如果只考虑自己的私利，自己生活虽然过的很好，也不能说这是鬼神降福于他，只要众多的百姓仍在困苦之中，无论怎样求福于神祗国家也不可能搞好。因为民与神，祭神与成民的关系，应以民为主，并以“成民”为先。祭神的意义乃在于“民力普存”和“民和年丰”。没有“成民”之举，祭神则完全失去意义。在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祭神信神气氛的笼罩下，季梁并没有否认神的存在，也不反对祭祀神祗的活动，但他坚持只有“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才能使祭祀活动达到降福于民的目的，很明显这一思想是建立在“重民”思想的基础之上。“民为神之主”的命题，表现了春秋时期神的地位的动摇与人的地位的上升，作为随国的政治家，季梁倡导的是一种治国之道，但他的重民轻神的思想使最高主宰的神降到了次要地位。这是对西周初年提出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一类进步观点的继承和发挥，是春秋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发生变化的反映，在神民关系问题上是一个突破。尽管还没有摆脱有神论，但它已经表明了人自身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超神的作用，促使人更多地去考虑人自身的存在及其意义。

(2)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语出《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据这一年的记载，虢国的国君派遣祝应、宗区、史嚚三人去祭祀，祈求神灵赐于虢国更多的土田。当时周的内史过听说虢国求神赐田，回到周时说：“虢必亡矣，虐而听于神。”不仅内史过这样说，就是参加祭祀活动的史嚚亦说：“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这是说，虢国恐怕要灭亡了吧!因为国家将要兴旺，总是听老百姓的；相反，国家将要灭亡，总是祈求神灵的保佑，因此听命于神。在史嚚看来，国家的兴旺或兴亡，不在神而在民，因为“神”总是通过“人”来起作用的，此即殷周时期所谓“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也就是说，天上的上帝和神灵本来是人间统治者的反映，既然统治者的权威已经削弱和没落，上帝和神灵的权威也就必然随之降低。看到了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及人民的力量对“国家”、对“神灵”的重要性。

(3)神依人而行 这一命题是虢国史嚣对“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思想的进一步阐发。语出《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史嚚认为，执政者如果多听老百姓的意见，代表老百姓的利益，国家就会兴旺；反之，如果一味地沉溺于鬼神祭祀，国家就会灭亡。为什么“听于神”反倒会使国家走向灭亡呢?他解释说：“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这是说，神灵聪明正直而一心一意，它是按照人的意思而活动的。因此，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得到神灵的保佑，它只能降福于有德之君。在史嚚看来，“神”的性质是“聪明正直”的，它本身含有道德因素，因此它总是保佑善人，而且又是通过“人”的善良意愿表现出来的。因此，国君无德，不能听取人民的意见，就不能得到神的保护。这里，“神”与“人”的关系是统一的；“神”的作为是通过“人”实现的。这种“神”“人”合一的倾向充分表现了史嚚重“人”轻“神”的思想，反映了春秋时期人的地位的提高和神的地位的下降。

(4)吉凶由人 据《左传》僖公十六年记载，鲁僖公时，自然界出现过一次奇特的现象，“陨石于宋五”，“六鹢退飞过宋都”。即有五块石头坠落在宋国，有六只鹢鸟倒退着飞过宋国的首都。当时正值周的内史叔兴在宋国聘问，宋襄公问叔兴说：“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叔兴当时作了回答，但退下来告诉别人说：“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在也，吉凶由人。”叔兴认为，宋国国君提出的问题本身即混淆了自然与人事的关系，襄公以为陨石坠落与水鸟退飞为非常现象，必能为祸福之始，因此他的询问很不恰当。因为在叔兴看来，石陨鹢退，完全是自然现象(“阴阳之事”)，与人事吉凶没有关系，吉凶是由人的行为决定的。叔兴“吉凶由人”的命题，是春秋时期人文思潮的一种典型表现，它的意义在于强调了自然与人事的区别，而且包含着以阴阳二气的运动解释自然现象的思想，为战国时期天人相分思想的出现开辟了道路。

(5)祭祀以为人 据《左传·僖公十九年》载，宋公(宋国的国君)让邾文公(邾国国君)杀死鄫子(鄫国的国君)来祭祀睢水旁的土地神，宋公子司马子鱼谏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这是说，古时候六畜尚且不能相互用来祭祀，如祭马祖则不能用马，祭牛祖则不能用牛等。小的祭祀也不能杀用大牲口，何况敢用人呢?本来祭祀是为了人的。百姓是神的主人，杀人祭祀，有谁来享用呢?按着当时的社会习惯，所谓祭祀，即是通过某种仪式，把规定的祭品奉献给崇拜对象，这一对象当然是神。而司马子鱼却认为，祭祀的目的不是神也不是天，而是为了人。而人或民又是神的主人，因此用人来祭祀，既不符合“礼”的规定，又不符合“人为神之主”的逻辑。人是主，神是从，岂能杀主祭从?尽管司马子鱼没有否定祭祀活动本身，但其“祭祀以为人”的命题，已从内容上根本否定了神的主宰性而提高了人的地位。

(6)“三不朽”说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鲁国大夫叔孙豹(字穆叔)入晋，与晋国大夫范宣子讨论了关于“不朽”的问题。范宣子问：“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叔孙豹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意思是说，一个人要成为永垂不朽、世代传颂的人，首要的是立德，其次是立功，再次是立言。所谓立德，是指一个人在世期间，以自己的行为树立高尚的道德品质，以成为后世效法的榜样。所谓立功，是指在世的时候，能以自己的行为和努力，为国家、民族、百姓建功立业，成就卓绝，以成为后世崇拜的对象。所谓立言，是指一个人在他生前着书立说，在语言、文字、思想、理论等方面作出贡献，以成为后世遵循的目标。叔孙豹认为，一个人在有限的一生中，能做到上述三个方面的任何一个方面，便可称为不朽。叔孙豹的“三不朽”说，是中国人学史上关于人死不朽的较早的论述，它所涉及的问题是关于生与死、朽与不朽等人生理论问题，也是叔孙豹对于人死不朽的无神论回答。他特别指出，“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在叔孙豹看来，保持姓氏的传续，以使宗庙烟火不绝以及世世享受高官厚禄等，都不能算是不朽。至于在宗教迷信下的灵魂永存、肉体不灭等，虽然叔孙豹没有论及，但显然亦不在“三不朽”的范围之内。叔孙豹的“三不朽”说是春秋时期道德思想进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为战国时期一些学派建立道德思想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前提，同时对后世的人学理论的发展亦产生重要影响。

(7)天道远人道迩 据《左传》昭公十八年记载，郑国天道专家裨灶根据天象预言郑国将要发生一场大火灾，故请郑国的国君拿出国家的宝物玉器进行禳祭以避免大火。郑国的大夫子产对裨灶的建议提出批评，他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意思是说，天道之事幽远难明，而人道之事却就在我们周围的现实生活中，天道与人道是两件不同的事，彼此互不相关，因此怎么能通过幽暗难明的天道推知切近的人事呢!裨灶并非真的了解天道，只是从多方面猜测，所以有时能猜到一点罢了。这里所谓天道，是指天体运行和时序变化的规律，裨灶所谓的天道，是夹杂着天命神学的传统看法，以为自然现象的规律能体现天神的意旨，故能预示人事的吉凶。因此带有天人感应的迷信成分，仍把人及人事涵纳在传统天道观中。子产显然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天道与人道是两回事，天道难知而人道切近，因此反对用天道推知人道。所以“天道远，人道迩”的命题体现了春秋时期进步思想家对天人关系的新认识，同时表现了此一时期的人学思想力图冲破宗教神学思想束缚的一般倾向。子产所提出的“人道迩”的命题，即是对人世及现实的关切，他虽然还没有为“人道”这一概念规定具体内容，但从总体上看，显然是指关于社会、人生的全部人学所涉及的内容。此一命题在中国早期人学思想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8)先知者必取于人 语出《孙子·用间篇》。春秋时期着名军事家孙武用当时进步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战争问题，总结了当时和以前的战争经验，从而创立了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孙武的军事学说，建立在无神论和自然天道观的基础之上，并通过对战争规律的探讨涉及到一些人学上的重要问题。其中，孙武特别强调“知己知彼”，认为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既要了解敌人的情况，也要了解自己的情况。他把这种了解有时称为“先知”，即预先了解。他说：“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那么，什么是“先知”呢?他说：“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这就是说，要事先了解情况，获得先知，不能祈求鬼神，也不能取象于卜筮的徵兆，也不能验徵于星象运行的度数。要获得先知，必须取于人事，了解敌人的情况。孙武的这一命题，完全排除了天命鬼神、卜筮星象等当时十分流行的迷信思想在其军事理论中的地位。应该说，这一命题的无神论立场和其理论意义，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军事学的范围，成为先秦人文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孙武的军事思想与春秋无神论思想相适应，并不是偶然的，他认为所谓“天”，完全是自然现象，“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神”，乃是一种人为的运作和变化的状态，“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种对“天”、“神”的解释与其对“先知”的解释，都表现了孙武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重人事、弃鬼神的无神论思想，因此也是先秦人学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思想资料。

(9)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 语出《国语·越语》。是春秋末期政治家、军事家范蠡提出的自然天道观的命题。范蠡非常重视天时现象的变化，认为天时条件不够，就不能进攻，此谓“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主张“随时以行，是谓守时”。为了战争的需要，范蠡研究了天时气节变化的规律，认为日月的运行，寒暖的变化，都是按着阴阳转化的法则进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四时的变化也是这样，“嬴缩转化，天节固然”。这是说，天体运行的度数是有规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种变化的规律就是“天道”。“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日月运行以天道为法则(“常”)。天道没有目的，没有意识，“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这种对天道的解释，比孙武对天的解释又前进了一步，明确提出天有其客观规律性，以朴素唯物主义观点，改造了殷周以来福善祸淫的唯心主义天道观，从而否定了主宰的天和意志的天。在中国哲学史上，以天道为自然现象变化的规律，应开始于范蠡。这一思想对先秦诸子人学的产生均有重要影响。

(10)天因人，圣人因天 范蠡从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天道观出发，探讨了天人关系问题。他的回答是：“天因人，圣人因天”。前一句是说，天时的变化，由人而利用。后一句是说，人依据天时的变化而行动。他认为，这是兵法中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此，他探讨了天、地、人三者的关系。认为天和地都是自然现象，人靠天地而生长发育，圣人依靠天地来完成自己的事业。此即“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圣人怎样完成自己的事业呢?他指出，天和地都有自己的法则，圣人要完成自己的事业，首先就要认识这些法则，“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恒制”：即恒常的法则。“成利”：已成的利益。其次还要按着天地的法则指导人的行动。“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人事与天地的变化相配合，这就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这就是说，对自然给予的条件，要善于利用，不能错过时机，“得时无待，时不再来”，因此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努力，即“尽人事”。他认为，顺天道，尽人事，就可以富国强兵，立于不败之地。因为在范蠡看来，“上帝不考，时反是守”，上帝并不成全谁，唯一的办法是掌握天时变化的规律。范蠡的“圣人因天”说，开始意识到对自然规律认识的重要性，并主张把“顺天道”与“尽人事”结合起来，即把遵循自然界的法则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第一次唯物主义地阐述了天人关系，为后来的人定胜天思想打下了基础。同时严厉打击了唯心主义天命论和有神论的天道观，为春秋以后中国人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