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337页（5842字）

先秦齐法家的着作总集。对于《管子》一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按着目前学术界一般的看法，大致有三点可以统一。其一《管子》一书与春秋时期的管仲有联系，其中部分篇目为管仲所作，或记述了管仲的思想和事迹。其二《管子》一书托名管仲所作，而管仲是当时齐国名相，因此该书必与齐国有关，故一般学者认为《管子》一书为战国时齐国稷下学者的着作总集。其三，齐国是春秋战国之际最先出现的封建制生产关系的东方大国。与此相适应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基本倾向是道法统一的黄老之学。根据以上三点，可以说《管子》一书在成书时间上虽然时间跨度较大，而且内容庞杂，但其思想体系的基本脉络还是清楚的，即以道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综合为基础，同时参杂有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思想。因此，《管子》一书是我国古代一部极为重要的学术着作，它包含着管子、管仲学派及受这一学派影响的齐法家的有关哲学、政治、经济、伦理、军事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现存《管子》一书，为汉代刘向编定。按目录共有八十六篇，其中十篇亡佚，实存七十六篇。其中《牧民》、《形势》、《权修》、《乘马》等篇存有管仲遗说。《大匡》、《中匡》、《小匡》等篇记述管仲遗事。《心术》、《白心》、《内业》等篇阐述关于“气”的学说。《水地》篇提出“水”为万物本原的思想。《管子》一书所反映的管仲学派的世界观，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他们把“天”看成是自然之天，认定“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夏秋冬，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即承认天地四时的运行有自己的客观规律性。人们只有顺应“常”、“则”，才能避免祸乱的发生。反之，“人道不顺，则有祸乱”。这种世界观，实际上是对春秋以来范蠡、老子等人的自然天道观的继承和发挥，被后来的荀子所继承。管仲学派的这种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贯穿于他们的政治思想、经济理论、伦理观念和军事学说等各个方面，并以此研究人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在当时颇有见地的主张，如“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等人学命题，均带有唯物主义无神论倾向，构成此一时期人学的重要内容。此外，《管子》一书还从人性论、人生论修、养论等方面，探讨了经济生活与道德生活的关系，提出了“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等着名论断，为中国先秦时期的人学理论填补了许多空白，对后世亦产生重大影响。

(1)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 管仲学派的世界观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这主要表现在对“天”、“天道”、“人道”等春秋战国时期一些重要的哲学范畴的看法上。他们认为，自然现象的变化有其自己内在的规律性，而非人格神在主宰。《形势》篇说：“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夏秋冬不更其节，古今一也。”《乘马》篇说：“春夏秋冬，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然则阴阳正矣，虽不正。有余不可损，不足不可益也。天也，莫之能损益也。”这两段材料的意思是说，自然现象的变化，其中包括四季的更替、日夜的流转等都有自己的“常”、“则”，因此它们的变化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有余不可损，不足不可益”，即不随人们的喜恶而改变，因此“天道”也叫“公理”。“行天道，出公理，则远者自亲；废天道，行私为，则子母相怨。”这是说，人们的活动必须因顺天道之常，“不失天时，毋旷地利”，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人道”违背了“天时”、“地利”，那就叫“人道不顺，则有祸乱”。这里，显然把天了解为自然之天，剔除了天有意志的属性。因此，在天人关系上，管仲学派继承了春秋以来的自然天道观，并在此基础上不废人为，反映了春秋战国之际齐文化的特点。

(2)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 《管子》一书的作者，由于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也很重视养生。要讲“养生”，则必须探究万物的来源以及人的生命的来源。《管子》认为，万物及人的生命都来源于气。“凡物之精，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名气”。“精”，是指一种最细微的气，即“精也者，气之精者也”。在《管子》的作者看来，精或精气是一种细微的物质，这种“精气”是和“形气”相比较而言的。他们认为，“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这是说，人的产生是由“精气”和“形气”两种气相和而成的。他们还进一步指出，这两种气相合，必须适当，才能产生人，否则就不能生成。这就是他们说的：“和乃生，不合不生”，“和”就是两气相合适当。在他们看来，精气不仅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基本元素，而且人的精神、智慧也是由“道”或“精气”构成的。“道”或“精气”居住到人的形体中，就产生人的精神和智慧。他们说：“气道(通)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意思是说，“精气”与形体沟通了就产生人，然后有思想，有知识和智慧，有了知识和智慧可说是达到了顶点。由以上可知，《管子》的作者，在探讨人的生命的来源时，同样排斥了天帝鬼神的作用，用物质性的气解释人的生命起源，具有唯物主义倾向。但他们把人的精神也归结为一种物质，导致一种形神二元论。

(3)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 《管子》一书的作者提出人性是趋利避害的。《禁藏》篇认为：“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就是说，人情就是人类普遍具有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就是追求物质利益的本能。举商人和渔夫为例。“其商人通贾，信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止，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力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又说：“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恶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异焉。然后贤不肖之形见也。”任何人都有好利恶害的性情。但是，由于人们的所好和所利不同，便产生了贵贱、贤不肖的差别。《管子》书作者根据对人性的认识提出：“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夫民者亲信而死利，海内皆然。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现予之形，不现夺之理，故民爱可洽于上也”。就是说，人情是相同的，可以根据共同的人情规律来掌握和驾驭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来制定政治统治的制度和措施。

(4)任公不任私 《管子》书作者从趋利避害的人性论出发，提出“废私立公”、“任公不任私”等命题，以此作为评价善恶的标准。《牧民》篇说：“如天如地，何私何亲?如月如日，唯君之节”。“无私者可置以为政”。无私无亲如同天地一样，是最高原则。无私的人可以作为统治者。《正世》篇说：“事莫急于当务，治莫贵于得齐。制民急则民迫，民迫则窘，窘则民失其所葆。缓则纵，纵则淫，淫则行私，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公与私是根本对立的。治理百姓必须急缓得度，以便杜绝私欲，宏扬公心。《管子》书作者认为，国家采取的一切行政法令，目的都在于立公去私，或任公不任私。如法律。“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是以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匈以听于上，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再者如道德“爱民无私曰德。”“有众在废私，召远在修近”。特别指出：“天下无私爱也，无私憎也。为善者有福，为不善者有祸，祸福在为，故先王重为。明赏不费，明刑不暴，赏罚明，则德之至也。”憎爱无私，才能做到赏罚分明，从而得到民众的拥戴，保证社会的安定，这是最高的道德境界。

(5)道德当身，不以物惑 《管子》书作者认为，如果要做到任公不任私，必须遵守道德原则，清心寡欲，进行自我修养。《戒》篇说：“静无定生，圣也。仁从中出，义从外作，仁故不以天下为利，义故不以天下为名，仁故不代王，义故七十而致政。是故圣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贱物，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就是说，仁德是内在的一种品质，义德是外在的一种品质。讲仁义便不能以政权为夺取个人名利的工具。讲仁德则不能篡政，讲义德老则引退。所以，圣人的品行高尚，治理社会就会取得明显的效果；而圣人的高尚品行，是以“不以物惑”的无私无欲为基础的。《心术》篇全面论述了一整套的“恬愉无为，去智与故”的修养方法。书中说：“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此之谓内德。是故意气定然后反正。气者身之充也，行者正之义也。充不美则心不得，行不正则民不服。是故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私者，乱天下者也。”就是说，不以物质欲望扰乱感官，不以感官的欲望扰乱意识与思想，就能够做到公正无私，然后便能使百姓服从自己。

(6)礼义廉耻，国之四维 《管子》书作者特别重视礼、义、廉、耻四德，将其称为“国之四维”。《牧民》篇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所谓“礼不逾节”，是说知“礼”便能不逾越等级制度的规定；“义不自进”是说知“义”便能控制自己不以非正当手段谋取名利；“廉不蔽恶”是说知“廉”便能不蔽瞒邪恶；“耻不从枉”是说知“耻”便能自觉拒绝错误的行为。从上述可见，“礼”、“义”是指对人行为的约束、规定；“廉”、“耻”指对人内心的修养、规范。《管子》书作者强调，实施四维，必须从小事做起，防微杜渐。《权修》篇说：“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此厉民之道也”。《牧民》篇说：“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就是说，弘扬四维，使人民懂得礼义廉耻，国家的各种法令才能得到贯彻执行，否则，国家便会灭亡，充分肯定了“四维”的社会作用。

(7)仓廪实则知礼节 《管子》书作者探讨了经济生活与道德生活的关系，认为人们经济生活上得到满足，便会提高道德境界。《牧民》篇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群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又说：“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菅；上无量，则民乃妄。”这段话大体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说农业生产的好坏，社会财富的多少，人民衣食满足的程度，直接影响着人们的道德水平；其二是说统治者的统治手段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经济生活。《五辅》篇曾把这两层意思合在一起进行论述。书中说：“其庶人好耕农而恶饮食，于是财用足，而饮食薪菜饶。是故上必宽裕，而有鲜舍；下不必听从，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礼义。”又说：“明王之务在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论贤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税敛，毋苟于民，待以忠爱，而民可使亲。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义其要也”。“本事”指农业生活。就是说，充分发展农业生产，教百姓勤于耕桑；同时，统治者要减轻税赋，减少各种不利于发展生产的条规，对百姓施以仁政，并使用有才能的贤人，国家才会富强，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才会提高。《管子》书作者关于经济生活对人道德品质的影响的探讨，对中国古代人学是一个重要贡献。

(8)予之为取以民为本 《管子》认为为了争取人民百姓的顺归，国家对百姓应多给予，少索取，甚至应该以“予”为“取”，以民为本。《霸形》篇假托桓公问管仲说：“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回答：“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五辅》篇解释以民为本的理由，说：“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暴王之所以失国家，危社稷，覆宗庙，灭于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尝闻。今有土之君，皆处欲安，动欲威，战欲胜，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诸侯，而不务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故曰人不可不务也，比天下之极也”。这无疑是对齐国兴旺经验的总结。《管子》指出，以民为本的根本在于实施顺民心的政策，以争取民心的归顺。《参患》篇说：“得众而不得其心，则与独行者同实”。《牧民》篇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逸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逸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就是说，统治者推行的政策越是能符合人民的心愿，满足人民的要求，就越是能从人民那里取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也就越能使人民衷心地为统治者去赴汤蹈火，浴血奋战。当然，《管子》关于争取民心的主张并不就是近代的民主主义，而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所提出的“牧民”之术。《国蓄》篇说：“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如父母”。就是说，君主掌握着决定人民命运的无上权利。君主之所以应该重视民心的向背，争取民心的归附，其根本点在于维护封建君王的统治而不是发扬民主。

(9)先王与民为一体 《管子》在主张以民为本的同时，强调人民群众作为一个整体具有极大的力量，使先王畏之。《君臣上》说：“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虽有汤武之德，复合于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设而不用。先王善与民为一体，与民为一体，则是以国守国，以民守民也”。就是说，贤明的君主对人民百姓的意见“合而听之”，并推行符合人民心愿的政策，才使统治巩固，国家富强。《小称》篇说：“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渊，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过为而民毋过命，民之观也察矣，不可遁逃以为不善。故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当民之毁誉也，则莫归问于家矣。故先王畏民”。就是说，人民群众具有聪颖的智慧，敏锐的观察力。统治者时刻处于人民群众的观察、监督之下，所以，不可以轻视人民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