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419页（2318字）
【生卒】：772—842
【介绍】：
唐代文学家，思想家。字梦得，彭城(今江苏省铜山县)人。世以儒学称。贞元九年(793)擢进士第，又登宏辞科。精于古文，善五言诗，今体文章亦多才丽。从淮南节度使杜佑入朝，为监察御史。贞元末(805)与柳宗元等人参预王叔文领导的政治革新，转屯田员外郎等职，“颇怙威权，中伤端士”。改革失败后坐贬连州刺史。在道，再贬朗州司马。在任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元和十年(815)，自武陵召还欲用，复以文讥政事再出为播州刺史。播州偏远，顾其有老母在，改授连州刺史。去京师又十余年，连任诸郡刺史。大和二年(828)自和州刺史征还，拜主客郎中，累迁礼部郎中等。晚年与白居易友善，唱和往来，其诗“江南文士称为佳作，虽名位不达，公卿大僚多与之交”。开成初年(836)，复为太子宾客分司，不久，授同州刺史等，卒后赠户部尚书。刘氏诗文尤精，然其为人常为时人所讥，乃作《子刘子传》自辩：“天与所长，不使施兮。人或加讪，必无疵兮。”刘禹锡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天人之论中。在人学思想方面，他的“天人交相胜”的命题，突出了人对天的作用，突破了片面“法”天的传统观念。刘氏的人学思想，标志着自韩愈以来天人之论的深入发展。刘禹锡的着作世称《刘宾客集》，又称《刘梦得集》，有今人卞孝萱校订的《刘禹锡集》。
(1)天与人交相胜 对天与人的定义是，天为有形之大者，人为动物之尤者。他认为，大凡入形器者皆有所能有所不能，所以，天之所能人固然不能。然而，人之所能，天亦有所不能，人可用自己之所能胜天之所不能，这就是“天与人交相胜”。刘氏进而对天与人做了比较。他认为，天之道在生殖，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因而，“天之能在于阳而阜生，气雄相君，力雄相长；人之能，在于阴而艺树，义制强讦，力分长幼”。这里，他首先区别了天道和人道。天道的特点是生植，具体表现是强弱，人道的特点是法制，具体表现是是非，自然的东西是天，社会的东西属人。也就是说，天之所能是生万物，人之所能是治万物。天只是执其所能以临乎下，而并不干预人事之治乱；人只是执其所能以仰乎天，而并不干预寒暑之更替。人一旦意欲自主，则可以有意取胜于天。因为天无私念，亦无意识，所以“天非务胜乎人”，而人却相反，有目的、有意识，所以“人诚务胜乎天”。也就是说，人可以有目的地用天之利，立人之纪。天人各有所长，可以利用各自的长处，交相取胜，胜过对方，但天胜人无意，人胜天则有备。刘禹锡作《天论》，乃是对他之前的几位思想家关于天人关系说的总结。韩愈偏于天，李翱偏于人，柳宗元主张天人不相预。到刘禹锡这里，他认为韩愈的天人之论以及柳宗元作《天说》对韩愈观点的反驳都有些偏激，没有论尽天人之际。所以，刘氏自己又作《天说》以极其辩，表现了刘禹锡对天人关系的重视。刘氏“天人交相胜”的思想，是中国人学史上，比较明确的人定胜天思想的雏形，在中国人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尤其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扬弃了荀子“圣人不求知天”的说法，在理论思维上超过了荀子、王充及柳宗元的水平。
(2)理昧而言天 在区分天人的基础上，刘禹锡提出了“理昧而言天”的命题，用“理明”和“理昧”的概念，揭露了天命论产生的根源。为了说明这个论点，刘禹锡提出“数”和“势”的范畴，认为一切自然现象都有它的“数”和“势”。数，指规律，如舟行水上，有沉有不沉，其中有“数”，即有规律性。势，指事物运动过程中的趋势，或其必然性，如舟在水中运行，疾徐即其势。数和势的关系，刘氏认为“数存然后势行乎其间”，就是说，数决定势，势依赖于数，即规律性决定运动的必然趋势，如舟中载重量大，运动速度就慢等等。他认为，人对数和势的理解有清楚的，有不清楚的，此即“理明”与“理昧”。理明则不信天命，理昧则归之于天。他以操舟为例，小河行舟，没有人讲天命，因为在小河行舟，其数和势都容易了解，快慢、停离都能掌握；但海上行舟，可以突然遇到狂风大浪，对大海的数和势就不容易了解，快慢停离也不能像在小河中那样容易掌握，因此无论平安到达，还是发生危险，“舟中之人未尝有不言天者”，都把原因归结为老天爷，刘禹锡认为，这就是理昧的结果。没有掌握和了解事物的规律和发展趋势，因而归结为天命。这是对柳宗元“力不足者取乎神”的进一步发挥。它涉及到自由与必然的问题，认识了事物的数和势，即自然的客观规律性，就能摆脱盲目性，成为自然的主人，从而从宿命中解放出来。刘禹锡的这一思想是中国人学史上的重要突破，对人的解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3)人道昧则举人而归乎天 刘禹锡还从社会治乱的角度探讨了天命论产生的原因。他认为，“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是非分明，就能依法进行赏罚，这是人道明的表现。人也就不讲天干预人事，不讲天命。“法小弛则是非駮(杂乱)”，是非不清法制遭到损害，不当赏而得赏，不当罚而受罚，这样“天命之说亦駮”，即有讲天命的，有不讲天命的。“法大弛，则是非易位，赏恒在佞，而罚恒在直”，法制遭到破坏，是非颠倒，人妖不分，无理可诉，人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于是把遭遇归之于天，天命便到处流行。由此刘禹锡得出结论：“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知道福祸原因)，故德与怨不归乎天；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举归乎天”。但实际上，“非天预乎人尔”。这里，刘禹锡提出了天命论产生的社会原因，发前人所未发，其理论深度亦超过了荀子、王充和柳宗元的水平，在中国人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