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498页（4324字）

鸦片战争以后，日益尖锐的各种社会矛盾，终于导致1851年1月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在洪秀全率领下从广西北上，1853年3月攻占南京，改名天京，定为都城，建立起与清政府对峙的农民政权。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历史上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立国14年，纵横18省，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它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严重破坏了封建统治秩序，使清朝统治从此一蹶不振。洪秀全和洪仁玕是太平天国的两位主要思想家。洪秀全(18141864)广东花县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幼年好学，16岁因家贫失学，帮父兄种田，后被聘为本村塾师。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皆未第。1836年赴广州应考时，得到一部基督教传道书《劝世良言》。次年再次应考仍未第，便开始编造宗教神话，从事拜上帝，捣毁人间偶象等活动，并着手吸收信徒。1844年离乡赴广西传道。1847年在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建立“拜上帝会”，被推举为“至高首领”。他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动者、组织者，是太平天国的政治、宗教领袖和最高理论权威。洪仁玕(1822—1864)广东花县人，洪秀全的族弟，农民知识分子。金田起义爆发时未能赶上队伍，便逃亡香港，寄居外国传教士处教书，并受洗礼。1859年到天京，被封为干王，成为太平天国后期主要领导人之一。天京失陷后被俘牺牲。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的思想家在斗争实践中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历代农民的平等、平均思想，吸取西方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形成一种具有浓厚空想和宗教色彩的思想体系在这个思想体系内，也不乏人学思想。如提出“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的平等、平均思想，“克敌诱惑”的个人修养学说，“罪净受福”的苦乐观等等。其主要着作有197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洪秀全选集》、《资政新篇》等。

(1)世道乖离，原因在私 洪秀全认为，现实世界充满侵略、压迫、欺凌、残杀，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道德观念缺乏，做事看问题出于私心，爱憎太偏狭。他认为，世道乖离，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故以此国而憎彼国，以彼国而憎此国者有之，甚至同国以此省此府此县而憎彼省彼府彼县，以彼省彼府彼县而憎此省此府此县者有之，更甚至同省府县以此乡此里此姓而憎彼乡彼里彼姓，以彼乡彼里彼姓，而憎此乡此里此姓者有之”。在他看来，世道人心至此，故使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变得紧张，大家“相陵相夺相斗相杀”，国家怎么会不亡呢?洪秀全把这种社会中阶级压迫关系，归结为人的见闻狭小，遂产生私憎、私爱。他说：国以外则不知，故同国则爱之，异国则憎之。……其见在省府县，省府县以外则不知，故同省同府同县则爱之，异省异府异县则憎之。……其见在乡里姓，乡里姓以外则不知，故同乡同里同姓则爱之，异乡异里异姓则憎之。天下爱憎如此，何其见未大而量之不广也!”洪秀全把“世道乖离”，社会混乱的原因归结为人们由于见识不广而产生的私心、私爱，这个归结显然是不正确的。

(2)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 为了打开人们狭隘的眼界，消除国籍、乡土、民族、种族的偏见，洪秀全以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为依据，提出“天下总一定，凡间皆兄弟”的平等思想。认为，从人的肉体方面而论，各有父母姓氏，似乎有此疆彼界之分，而万姓同出一姓，一姓同出一祖，其原亦始不同。若从人的灵魂方面说，他认为每个人的灵魂“皆禀皇上帝一元之气，以生以出。所谓一本散为万殊，万殊总归一本”，“天下凡间人民虽众，总为皇上帝所化所生，生于皇上帝，长亦皇上帝，一衣一食并赖皇上帝，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死生祸福由其主宰，服食饮器皆其造成”。洪秀全把西方的上帝与中国的元气结合起来，作为人的根源，并由此推论出“普天下之皆兄弟，灵魂同是自天来，上帝视之皆赤子”。又说：“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姨妹之群”。“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洪秀全这种人人平等的思想主要体现在经济上。他主张，“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迂彼处，彼处不足则迂此处。不仅同耕，丰荒亦应相同，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他认为，只有这样，天下人才能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从而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大同世界。人人平等的思想还包含有男女平等的内容。军事上，“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经济上，“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凡天下婚姻不论财”等等。这些思想反映了广大农民渴望摆脱封建压迫剥削，向往和追求平等、平均的愿望和要求，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

(3)脱俗缘，断俗情 太平天国前期，洪秀全等领导人根据当时斗争的需要，提出为了“享天福”，实现起义的目标，就必须先“脱俗缘”，断“俗情”，并制定了相应的《十款天条》、《五条纪律诏》、《定营规条十要》等。这些条款中，有些具有禁欲主义色彩。他们认为：“我们兄弟荷蒙天父化醒心肠，早日投营扶主，多有父母妻子伯叔兄弟举家齐来，固宜侍奉父母，携带妻子。但当创业之初，必有同而后有家，先公而后及私。况内外贵避嫌疑，男女均当有别，故必男有男行、女有女行，方昭严肃而免混淆。断不可男女行中或相从杂，致起奸淫，有犯天条。”为了实现先国后家，先公后私，必须限制个人的享受。所以，太平军在规定戒酒、戒烟之外，特别规定禁止夫妇同居。即使有时省视父母，探看妻子，只能在门口问答，相隔数步，声音还要响亮，绝对不许进女营。倘若有所违犯，“概斩不留”。这种军事禁欲主义对于严肃军纪、严密组织，提高战斗力起了明显的作用。同时也反映了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在思想意识及个人生活领域的专断性，幼稚性，因此到后期，特别是上层集团的腐败堕落，这个规定日益不得人心，只好取消。

(4)“斩邪留正”的善恶观 洪秀全在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意识到，只有“斩邪”才能“留正”，善是在同恶的斗争中实现的。洪秀全说：“圣人所以天下一家，时廑民吾同胞之怀而不忍一日忘天下，而近代则有阎罗妖注生死邪说。阎罗妖乃是老蛇妖鬼也，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凡间人灵魂，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迷者也”。很显然，这里所谓的“阎罗妖”是指清朝皇帝，而所谓“妖徒鬼卒”，指清朝统治集团中大小官吏。这样，洪秀全把农民起义军视为“皇上帝子女”，是“正”与“善”的代表；而将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总头目和大小官吏视为“阎罗妖”和“妖徒鬼卒”，是“邪”与“恶”的代表，并通过编造宗教神话，宣称“斩邪留正”是皇上帝所授予的神圣使命。这样就为洪秀全领导广大农民起义军进行推翻清王朝的政治斗争的正义性、合理性，作了充分的论证。“正”与“邪”、“善”与“恶”斗争的另一个方面，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即代表善的基督教的皇上帝同代表恶的其他各种偶像的斗争。认为，在皇上帝之外无神，世间所立一切木石泥团纸画各种偶像，其中包括儒家圣人孔子，皆为后起，皆是人为，因此必须推翻。洪秀全的邪正、善恶观，反映了取得领导权的农民，在反对封建主义权威的斗争中，所树立的新观念，即用一种偶象代替另一种偶象，用农民的权威取代封建特权的权威。

(5)“克敌诱惑”的修养论 洪仁玕由于目睹了太平天国后期太平军士兵中出现的“人心冷淡”、“锐气减半”的状况，专门写了一篇《克敌诱惑论》，从人性论角度论证了诱惑的根源和克服诱惑的办法。他认为，诱惑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世上诱惑不能免，人心诱惑不能无”。存在诱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人生“无处不是诱惑之境”。时间上，人从降生以后至升天以前，都处于受诱惑的环境里；空间上，“四海之大，六合之广，无一人不在诱惑苦逆之中”。二是人与人相互引诱，心与心相互滋惑，形成“诱惑多而罪恶众，罪恶众而苦逆兴”。三是“染私欲为罪根”。“私欲”是人受诱惑的罪恶根源。“耳目纵绝外诱之情，心思难割内惑之念，实由厥初生民之日，既染私欲为罪根，遂至母胎怀妊之时，亦有诱惑为因矣。故孩童先学恶言，父母喜其启口；少壮肆其恶意，乡井称之曰能”。这种认为人在母胎中已“染私欲”、种“罪根”的思想，显然是受基督教“原罪”说的影响。洪仁玕义指出，人不能抗拒诱惑的内在原因是“人心无定”。“原夫诱惑之来，皆因人心无定，舟无舵而漂荡无踪，物无坚而腐朽必迷，身无家则流离失所，心无主则诱惑能摇”。倘若“良心绝灭于内”，就会导致“内为魔鬼之营”，“物欲锢结于心”，就存在被诱惑的危险。被敌诱惑的人，“生或免于刑诛，死定难逃永苦”。所以，必须克服诱惑，做一个“英豪”。很明显，洪仁玕的理论是试图通过加强道德修养来维护起义军队伍的团结，提高起义军的士气。但是，这种理论自身则是基督教教义与宋明理学道德说教的一种结合，不可能成为摆脱困境的武器。

(6)“罪净受福”的苦乐观 洪仁玕对基督教的“原罪”说进行了改造和发挥，提出“罪净受福”的理论。他认为“罪净受福”的途径是：知罪——悔罪——改罪——赦罪——无罪——受福。所谓知罪，就是要时刻用“天条”对照检查自己的“言”、“做”、“闻”、“看”、“想”；所谓悔罪，就是要“知一罪则痛恨一回，如槌胸疾首，誓改前愆”，不是口称悔而心不悔也。所谓改罪，是在知罪、悔罪的基础上，改去从前之罪不再重犯；所谓赦罪，是有真知罪、真悔罪、真改罪的行为，“天父”便可施赦罪之恩；“天父”肯赦罪，“天兄”代赎罪，“罪净然后可以受福”。可见，“知罪”、“悔罪”、“改罪”，取决于每个人的主观态度，而“赦罪”、“赎罪”、“无罪”、“受福”，是上帝或“天父”、“天兄”的恩赐。所以，洪仁玕要求“众兄弟姊妹静思之，是乎不是，必于上六罪字先用功，则不求福而福自至，不避祸而祸自远矣”。又说：“虚心者福矣，以天国乃其国也；忧闷者福矣，以其将得慰也；温良者福矣，以其将得土地；饥渴慕义者福矣，以其将得饱也；矜恤者福矣，以其将见矜恤也；清心者福矣，以其将见上帝也；和平者福矣，以其称为上帝子类也；为义而见窘逐者福矣，以天国乃其国也；为我而受人诟谇害累恶言诽谤者福矣，以在天尔得赏者大也，当忻然受之。”洪仁玕不加分析地把“虑心”、“忧闷”、“温良”、“慕义”、“矜恤”、“清心”、“和平”，等作为太平军将士道德修养的标准，反映了太平军内部的重重矛盾。理论自身则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