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525页（7725字）
【生卒】：1881—1936
【介绍】：
中国近现代文学家、思想家。幼名周樟寿，字豫山，后改豫才，1898年去南京求学时改名周树人，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第一次署名鲁迅。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地主家庭，幼年入私塾习旧学，1898年到南京洋务学堂求学，接触到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特别是受到进化论的影响。1902年到日本，先是学医，以“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然而，由于形势的变化及其思想的发展，使他决心转为文学，以便通过提倡文艺运动，改变国民的精神，振兴中华。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并积极参加辛亥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1920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兼课。五四运动前后，应陈独秀之邀，参与《新青年》杂志的集会，并撰写发表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和杂文，对封建宗法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对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对中国社会、中国人的灵魂进行了透澈的剖析，从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1926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1月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四·一二”事变发生后，曾竭力营救被捕学生，无效，即愤然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教职。这次事件以血的教训使他逐渐转变旧的进化论思想，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7年10月到上海，集中精力和时间，“下硬功夫”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1930年起，先后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粉碎国民党反动文化“围剿”的最英勇的战士。1936年10月逝世，上海民众代表在其棺木上覆盖着“民族魂”的旗帜。鲁迅具有非常丰富的人学思想。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前期，他在哲学自然观方面表现出唯物主义的特征，并含有辩证法的因素；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坚持历史进化论。在人学上提出以人的自然本能为基础的自然主义人性论，痛斥封建主义的节烈观，谴责封建专制和封建名教束缚下所造成的中国人的奴才主义，并批判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当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提出人性与阶级性问题，并阐述了“世界是由愚人造成”唯物史观。鲁迅的人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坟·人之历史》、《坟·娜拉走后怎样》、《坟·灯下漫笔》、《坟·狂人日记》、《坟·我之节烈观》、《且介亭杂文集·从孩子的照相说起》、《而已集·略论中国人的脸》、《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华盖集·忽然想起之五、七》等文章里。
(1)自然人性论 五四时期，鲁迅基本上遵循欧洲近代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依据“生物学的真理”，探讨人性问题，提出人性就是人类自然要求保存、延续、发展的思想。他说：“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从这个前提出发，他给古老的“食、色”命题奠定了“生物学的真理”的基础。他说：“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了生物的意义。生物的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本能，最显着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摄取食品，因有食品才发生温热，保存了生命。但生物的个体，总免不了老衰和死亡，为继续生命起见，又有一种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发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后来他又说：“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以此反对封建的禁欲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纵欲主义。他又特别强调，人类之所以有欲望是因为“爱”，“爱”是“一种天性。”“无论何国何人，大都承认‘爱己’是一件应当的事。这便是保存生命的要义，也就是继续生命的根基。”这是对于现在的“爱”。同时，谁都“愿意子孙更进一层”，让“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甚或至于牺牲了自己，让他的将来的生命，走上那发展的长途。”这是发展的要求，是对于将来的“爱”。据此，他猛烈抨击了封建的“孝”、“恩”等观念。鲁迅运用“生物学的真理”，从人的自然属性方面去寻求人性的本质，无疑比宗教家和唯心主义者是前进了一大步，但这个回答并没有真正在理论上解决人性本质问题。反映了鲁迅早期思想的局限性。
(2)节烈观 新文化运动期间，鲁迅针对当时出现的“表彰节烈”的喧嚣，写出《我之节烈观》一文，考察了“节烈”产生及其长期存在的社会历史原因，揭露了封建礼教对中国妇女从肉体到精神的残害。他指出，“节烈这两个字，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但是，后来却专指女子了。所谓节烈，“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定界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得愈好。烈可是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他便烈得愈好”。鲁迅认为，产生这种“畸形道德”的原因，在于封建社会不把妇女当作人，“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女子既是男子所有，自己死了，不该嫁人，自己活着，自然更不许被夺”。特别是到了“国民将到被征服的地位，守节盛了；烈女也从此看重。”因为“既然自己是被征服的国民，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别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杀。”鲁迅从社会进化、人性、道德的普遍性等方面证明了节烈的不合理性。他特别指出，无论如何，“也证明不出阴比阳尊贵，外比内崇高的道理。”在科学日益发达的时代，“人类的眼里，不免见到光明”，更显得“阴阳内外之说，荒谬绝伦。”他提出男女平等之说，“既然平等，男女便都有一律应守的契约。男子决不能将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别要求。”他指出，“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并且“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观别人苦痛的昏迷与强暴”。鲁迅对中国传统的“节烈观”给予的批判，表现了鲁迅与旧礼教、旧道德的决裂精神，代表了新时代、新阶级对妇女的关注，这在中国人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3)论奴才主义 鲁迅深刻认识到，由于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长期统治的结果，在中国某些人身上形成一种奴性。这种奴性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发展成十足的奴才主义。而这种奴才主义对中国社会发生着极坏的影响。所以，他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对其进行了剖析和批判。他认为，奴才主义表现为自轻自贱，欺软怕硬，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满脸装出死相”。这种人心甘情愿受人驯良。然而，“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他深刻地揭露了在阶级社会中，这种奴才主义实际上等于帮了统治者的大忙。因为“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他把奴隶与奴才作了区别，赞扬勇于反抗，不畏失败的奴隶，斥责安于奴隶生活的奴才。他说：“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了，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他特别指出，如果不彻底铲除奴才主义，即使革命成功，也仅仅是重走老路。“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所以，“要中国得救”，必须彻底清除奴才主义。“世界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鲁迅的这种硬骨头精神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少有的，故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称其为“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4)论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作为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核心，在新文化运动中，曾被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做为抨击封建旧道德，鼓吹个性解放的思想武器。1918年，胡适利用轮流主编《新青年》的机会，出版“易卜生专号”，并发表《易卜生主义》一文，积极宣传“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娜拉抛弃丈夫女儿飘然而去，也只是为了救出自己”的极端个人主义观点。鲁迅当时尽管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个人主义则采取了否定和批判的态度。1923年底，他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里，提出了与胡适等人根本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娜拉出走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种出走，不仅无济于社会而且救不出自己。当鲁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反动性和危害性，进行了更深刻的揭露。他认为，在人生的道路上，“爬的人那么多，而路只有一条，十分拥挤。老实的照着章程规规矩矩的爬，大都是爬不上去的。聪明人就会推，把别人推开，推倒，踏在脚底下，踹着他们的肩膀和头顶，爬上去了。”“爬”是自古就有的，“撞”是现代所发明的。然而，撞“比爬要轻松得多，手也不必用力，膝盖也不必移动，只要横着身子，晃一晃，就撞过去了。撞得好就是五十万元大洋，妻、财、子、禄都有了。撞不好，至多不过跌一交，倒在地下。那又算得什么呢，——他原本是伏在地上的，他仍旧可以爬。何况有些人不过撞着玩罢了，根本就不怕跌交的。”这段文字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丑恶表现。他还指出，个人主义不仅是毒害劳动人民心灵的腐蚀剂，而且是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重要法宝。因为那些热衷于个人主义的人，“认定自己的冤家并不在上面，而只在旁边——是那些一同在爬的人。”因而，尽管他们“挨上去又挤下来”，仍然无休止地爬着，想不到要革命、要变革。而“那些早已爬在上面的人们”，一面宣扬“穷人总是要爬”的“道理”，一面“天天替你们制造撞的机会，叫你们花些小本钱，而豫约着你们名利双收的神仙生活。”“这样，爬了来撞，撞不着再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天下自然太平了”。鲁迅正是通过这些揭露和批判，以便唤起广大青年和劳动人民摆脱个人主义的桎梏，积极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洪流之中。
(5)论妇女解放 鲁迅十分关心妇女问题，他在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戕害的同时，也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所谓“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局恨性，企图揭示妇女争取解放的真正道路。他总结五四运动以来妇女解放的历程，指出：“她们从闺阁走出，到了社会上，其实是又成为给大家开玩笑，发议论的新资料了”，仍然受到男性的轻蔑、侮辱和支配。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虽然到了社会上，还是靠着别人的‘养’；要别人‘养’，就得听人的唠叨，甚而至于侮辱。”他从历史的教训中得出明确的结论：“这并未改革的社会里，一切单独的新花样，都不过是一块招牌，实际上和先前并无两样。拿一匹小鸟关在笼中，或给站在竿子上，地位好像改变了，其实还只是一样的在给别人做玩意，一饮一啄，都听命于别人。”他主张，妇女要真正获得解放，必须摆脱被“养”的地位，取得“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而妇女要获得和男子同等经济权的唯一途径是战斗，妇女获得解放的前提是社会的解放。他说：“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但我并非说，女人应该和男人一样的拿枪，或者只给自己的孩子吸一只奶，而使男子去负担那一半。我只以为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单为了现存的惟妇女所独有的桎梏而斗争，也还是必要的。”
(6)论人性与阶级性 1927年以后，鲁迅由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见解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梁实秋等人积极宣传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论，主张无论资产者和无产者，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都有爱的要求，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以此证明人性是超时代、超地域、永恒不变的。鲁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批判。首先，他从人类进化的角度说明，人类是在进化的，人性必然随之而变化，没有“永恒不变”的人性。他说：“类人猿，类猿人，原人，古人，今人，未来的人……，如果生物真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其次，他强调没有超阶级的人性。认为人既然“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然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鲁迅在强调阶级性的同时，并不否认“共同人性”的存在。但是，在他看来，在阶级社会里，“共同人性”是次要的，而且，这种“共同人性”是受经济支配的，而不是纯粹的人的自然属性的表现。鲁迅还提醒人们，不要把人性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性。他说：“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有些作者，意在使阶级意识明了锐利起来，就竭力增强阶级性说，而别一面就也容易招人误解”。鲁迅关于人性与阶级性的论述反映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同时他也看到了过分强调阶级性的危险。这种论述无疑是全面的，科学的，也是值得今人借鉴的。
(7)世界由愚人造成 鲁迅后期特别注意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和阐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尤其是人民群众创造文化的作用。他指出：“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建筑，烹饪，渔猎，耕种，无不如此；医药也如此。”他以文字的创造与使用为例，说明从上古结绳记事起，众多的无名氏的努力，“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应，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了。”但是，“文字在人民间萌芽，后来却一定为特权者所收揽”，并成为奴役人民的工具。他得出结论说：“世界却正是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他针对当时许多人鼓吹的圣贤史观，揭露说：“中国的学者们，多以为各种智识，一定出于圣贤，或者至少是学者之口；连火和草药发明应用，也和民众无缘，全由古圣王一手包办”。他高度评价了中国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他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在强调要从本质上认识革命人民潜藏着的巨大力量的同时，又强调革命者要正视长期的旧社会种种精神麻醉造成的群众的冷漠、麻木一面。基于这个认识，他呼吁革命者必须解决好个人与群众的关系，既不能高居人民大众之上，也不能简单的“迎合大众”。他说：“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都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8)论封建名教的吃人本质 鲁迅说：“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他作为旧社会的叛逆，对封建伦理道德批判的深度和广度，是其他人所不及的。早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就借狂人之口说出：“我打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就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封建名教的“吃人”本质。鲁迅进一步指出，封建名教产生而且服务于封建等级制度，它使人“安分”于封建等级的系列之中，否则，就通过种种名目，“布满了罗网”，逼人“自戕”。通过这种方式，封建等级制度吃掉了人民的血肉之躯，封建礼教吃掉了人民的精神灵魂。鲁迅继之对封建名教的各种名目，进行了鞭挞。他说：所谓节烈，“平心一想，便觉不像人间应有的事情”。然而，它作为“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所谓孝，“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如此等等。鲁迅得出结论说：“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席的厨房。”“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固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他痛斥当时各种企图维护中国封建名教的派别。他说，所谓“国粹”，“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然而，这种特别的东西“未必定是好”。“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尊孔复古的顽固派，“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他呼吁：“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鲁迅对旧礼教、旧文化的批判，在当时造成极大的影响，他的思想理论为共产党人领导人民群众推翻旧制度，创立新文化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