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汉诺夫的人学思想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582页（10379字）
(1)人学思想及特征 普列汉诺夫，1856年12月11日出生在俄国沃罗涅什省利佩茨克县古达洛夫卡村的一个世袭贵族家庭里。他是在资本主义由竞争转为垄断后走上历史舞台的。他经历了反对俄国民粹派以及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他是十九世纪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着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哲学家，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了重要贡献，这特别体现在他的历史哲学理论方面。其中，不乏对人的深刻研究。
普列汉诺夫一生论述人的问题的着作有：《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唯物主义史论丛》、《谈谈历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但论述比较集中的是他1898年写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普列汉诺夫一生的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大致经历了民粹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四个时期。其中在马克思主义者时期(1883—1903年)，他对人的问题作了研究。
普列汉诺夫关于人的论述，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人的本质(“天性”)、人的历史作用、人与社会以及自然的关系等诸多根本的方面。它具有以下鲜明的特点：(一)坚持说明人的本性必须研究社会关系的本性的方法论原则，注重从物质生产、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去考察人们的存在及其发展；(二)自觉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人类历史，努力揭示其辩证本性；(三)融广博的历史知识于其中，使其贯穿一种深邃的历史感。
(2)人的天性和社会关系的本性 人的天性和社会关系的关系，是长期困扰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课题。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者以及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解释人类历史时，都诉诸人的天性，以人的天性为最高准绳，据此讨论当时的社会制度及其改革。普列汉诺夫在批驳“社会学上主观方法”论者过程中，深刻地批判了这种人性决定说，说明用人的天性不能说明人类历史。普列汉诺夫所持的基本见解是，诉诸人类本性有时也许在鼓动的意义上是有益的，然而对历史学这门科学来说却从来没有什么益处。如果人类本性是固定不变的，那它就不能解释历史上的任何东西，因为历史的过程归结为不断的变化。如果人类本性本身在历史变化的影响下发生变化，那末就显然不能用它来解释历史变化。事实上，人类本性本身是在历史变化的影响下发生变动的，否则首先就和辩证思维相悖，因此，普列汉诺夫指出，诉诸人性不能提供对历史的真实说明：首先，它意味着从自由而非从必然的观点来观察人们的行动，这无法预见人们的行动，说明人们的社会行动的必然性；其次，它也无法理解从个别人的行动中产生出来的那些社会后果。
普列汉诺夫还进一步分析了用人的天性解释人类历史发展可能导致的若干后果。用人性解释历史有可能导致历史宿命论。人性论者用人的天性解释人类历史，当他承认人类历史具有某种规律性时(例如在圣西门那里)，这一规律就变成了从人的天性中产生出来的神秘规律，或者说，作为天意出现。这样，“人之很少能干涉自己的发展进程，正如人之很少能不成其为人一样”。用人性解释历史也可能导致社会乌托邦。按照人性决定论的观点，既然人类历史的发展源于人的天性，那末，改造社会的计划方案就寓于对人类的天性的分析之中，只要分析人类天性的各种属性，就可以非常迅速的制定出改造社会的种种蓝图了。用人性解释历史还可能导致庸俗生物社会学。对人的天性的研究需运用广义的生理学，即包括心理现象在内的生理学。所以，乞援人的天性来说明社会历史，必然把生理学作为社会学的基础。例如，圣西门及其门徒把社会学称为“社会物理学”或“一般生理学”。孔德也承继了这种观点，把所谓体现人类智慧天性的知识之发展规律(即经历神学、形而上学以及实证三个发展阶段)提升到首位。普列汉诺夫通过诸种分析说明：人性不能充当科学解释人类历史运动的钥匙，科学解释人类历史运动的钥匙应该在人性以外去找。
对于人性本身的看法，普列汉诺夫坚持马克思的“人在作用于外部自然时，就改变自己本身的天性”的观点。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包含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全部本质。正是由于马克思找到了人类天性与社会环境、与人类历史相统一的现实基础与根源，将两者的相互作用归因于生产力发展的状况，马克思就解决了传统历史哲学理论中的“二律背反”，实现了历史哲学领域中的伟大革命。“人在作用于外部自然时，就改变自己本身的天性”意味着，人的天性决定于生产力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关系，并且，它将伴随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变化。因此，普列汉诺夫强调，为要研究和说明人的天性，必须转到研究社会关系的本性。
普列汉诺夫也表述了关于理想的社会制度、即所谓符合人类本性的社会制度的看法。他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企图按某种理想的人类本性来构建理想社会时，遵循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的观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现代唯物主义者不知道有这样一种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似乎是唯一合乎人类本性的，而一切其他的社会经济制度则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压制人性的结果。按照现代唯物主义者的学说：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只要合乎当时生产力的状况，就合乎人类本性。反之，任何一种经济制度，一旦与生产力的状况发生矛盾，就开始与人类本性的要求相抵触。”
(3)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如何理解和说明人们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普列汉诺夫关注、研究的理论中心之一。他在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地阐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过程中有关人的活动与历史规律的统一以及主体在历史上的能动作用的观点，既反对了那种把主体最后归结为消极无为的东西的抽象的经济决定论，也反对了那种主张英雄伟人可以决定一切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
作为历史前提和创造主体的人，归根到底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从事某种物质活动的个人。普列汉诺夫着眼于这一现实的研究对象，结合辩证法的一些基本范畴，从不同视域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展开深入分析。
首先，他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入手，论证了个人的能动作用与历史运动规律的统一性，说明个人的作用是历史过程中的内在的客观要素。
自由与必然这对范畴集中体现了个人的历史作用与历史必然性的关系。某些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把个人意志自由与历史必然性对立起来。在他们看来，对这两者任何一者的肯定，都意味着对另一者的否定。主观主义者片面强调个人意志、个人活动的意义，尽量抬高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不肯承认人类历史运动是有规律性的过程。而另一部分人在反对主观主义的观点时，却又片面强调历史必然性，而抹煞个人意志、个人活动在历史过程中的意义。
普列汉诺夫在说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与历史运动规律的关系时，坚持自由与必然的同一性，发挥了自由是被意识到的必然这一原理。他认为，不能把体现个人意志、个人活动的自由简单、机械地理解为摆脱某种外在的束缚或外在的必然性，相反，真正的自由恰恰是以必然性为前提的。个人意志、个人活动要受一定的社会环境、受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个人只能根据既有的条件在各种可能的行动中作出合乎自己意愿的选择，这在一定意义上说，当然是不自由的。但是，对于一个行动完全带着必然性的色彩的人来说，当他认为他的意志不自由只是表明他在主、客观上完全不能不像他所做的那样去做时，当他了解他的这种行动同时也是各种可能的行动中最合他的心愿的行动时，在他的意识中自由与必然两者必然是同一的。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不自由只是意味着遵从必然性，因而反而成了自由的表现。因此，真正的自由是从必然性中生长起来的，是与必然同一的自由，或者说，是变成了自由的必然性(《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6——8页)。这样，普列汉诺夫就从理论上证明：个人意志、个人活动与历史规律并非是彼此毫不相容的，实际上它们有机地统一于历史过程之中；对历史运动规律的承认并不排斥和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反而恰恰是以此为前提的。
其次，普列汉诺夫又从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的角度分析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表现形式和根源。
个人因其并通过其个性发挥其历史作用和影响。因而，个人特性，例如才能、知识、性格、胆量等等因素对于历史事变和历史进程也具有其独有意义。普列汉诺夫在分析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时，一方面，肯定了个人特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指出它们尽管永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个人生活的偶然现象的影响下形成的，是历史过程中的偶然因素，可是个人却可以因其某种特性而对社会命运发生一定的、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指出，这种影响发生的可能及其范围，归根到底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力量的对比，取决于当时的社会关系。他用这样一段话概括了自己的研究的结论：领导人物的个人特点作为历史过程中的偶然成分在事变进程中始终起着某些作用，但这种进程的趋势归根到底要由所谓普遍原因，即实际上是由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依此种发展为转移的人们在生产的社会经济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来决定。偶然现象以及着名人物个人的特点，其表现要比深藏的一般原因显着得无比(同上书，第35页)。
最后，普列汉诺夫还从历史过程中的一般、特殊与个别的相互关系考察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具体表现和条件性。
普列汉诺夫把生产力的发展称作人类历史运动的终极的和一般的原因，把一定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所处的历史环境称作特殊原因，而把社会活动家个人特点及其他偶然性因素称为个别原因。在这里，个人作用作为历史运动的个别原因出现。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个人作用作为历史运动的个别原因，固然不能决定和改变历史发展的一般方向，但它对于历史发展也有其独特的影响。这特别表现在，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个别原因的作用，才使其历史事实具有其个别的外貌(同上书，第37页)。
当然，要使个人的作用发挥出来，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普列汉诺夫认为：“为了使一个拥有某种才能的人能运用他的这种才能来对事变进程发生重大影响，就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他所具备的才能应当使他比别人更加适合那个时代的社会需要……。第二，当时的社会制度不应阻碍具备有恰合当时需要并于当时有益的特性的那个人物施展其能力。”
抽象而论，个别原因的历史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它能否通过特殊原因这一中介与一般原因相统一。普列汉诺夫的分析，实际上是对个别原因与一般原因相统一的主、客观条件的分析。
按照这一理解，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在于他能因其个人特点而使伟大的历史事变具有个别的外貌，而是在于他所具备的个人特点使他自己最能为当时在一般原因和特珠原因影响下所发生的伟大社会需要服务。他所以是英雄，也并不是说他能阻止或改变事物的自然进程，而是说他的活动是这个为一般原因所决定的必然和不自觉进程的自觉的和自由的表现。
(4)社会结构的“五项因素”与历史发展的三重动因 在对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动因的理解方面，普列汉诺夫表述过十分独到的见解。
社会学中的“因素论”者，不是把社会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是视为孤立地存在的各种抽象因素。他们或者随意从中抽取这一或那一方面，将其变成历史前进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力量，或者将构成社会整体的不同方面或因素等价齐观。普列汉诺夫在批判地分析“因素论”的过程中，坚持辩证的社会观，没有停留于对生产力和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的研究和说明，而是力求指明社会是一个怎样由政治、观念形态的生动血肉包裹着经济的枯燥骨骼的有机整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一文中，他在深入考察各种因素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社会结构的五因素(或五层次)说：
“如果我们想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现在很有名的‘基础’对同样有名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见解，那末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东西：
①生产力的状况；
②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
③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
④一部分由经济所直接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
⑤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
普列汉诺夫对社会构成的这种规定，将唯物主义历史观有关社会结构的理论具体化了。它更加清晰地展示了社会有机体的内在层次。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里将“心理”与“思想体系”作了区分，并明确指出心理不仅直接为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而且部分地也直接为经济因素所决定。
有关普列汉诺夫对历史动因的分析我们在上一节中已有所论及了。普列汉诺夫从历史发展过程中撷取了三种要素，即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为生产力的状况所决定的经济关系，某一民族的生产力发展赖以进行的历史环境，以及参与历史活动的个别人物的个人特点及其他偶然因素，将它们分别列为历史发展的一般原因、特殊原因和个别原因。
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观点，这三种原因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是各不相同的。一般原因即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历史进程的趋势和方向，作为特殊原因的历史环境是一定民族的生产力发展赖以进行的客观条件，而社会活动家及其个人特点等个别原因则赋予历史事变以个别的外貌。这三种原因在历史进程中又彼此联系、相互作用。其中，特殊原因，即某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赖以进行的历史环境本身归根到底是由其他民族的生产力发展，即同一个一般原因造成的；而个别原因发生影响的范围和方向都要受到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的制约。
普列汉诺夫的三重动因说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动力理论的重要贡献。可以看出，它与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论一起从人类历史的纵横两个方面有力地反对了社会学中的“因素论”。
(5)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周围的自然即地理环境作为客体参与其内，这使它成为历史研究中一个无可回避的对象。
普列汉诺夫在说明地理环境的作用时，提出了“地理环境经过社会环境影响于人”这一命题。这个结论是在他对地理环境与人的关系进行历史地考察以后得出来的。普列汉诺夫注意到，在史前与史后时期，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状况是不同的。在史前，我们的祖先类人猿，如一切其他动物一样，完全服从于自然，其发展也完全为生存斗争中通过自然淘汰对其周围环境的适应所制约。这时，占统治地位的还是“生理的必然性”。但是，在史后，情形就根本不同了。当人慢慢地从其余动物界中提升出来，成为制造工具的动物，特别是当劳动工具开始在人的生存中起决定作用以后，社会生活就伴随人的生产力发展进程而变化，社会关系的发展就按自己本身的内在规律进行，而地理环境对人的作用也就开始隐退，由直接变成间接的了。
当然，即便这时，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也还是存在的，并没有也不会逐渐消失。普列汉诺夫肯定了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恒在的客观联系，强调：“这种联系无疑是存在的。人类的经济发展是在地理条件的影响下进行的。正是由于某个社会的地理环境的这种或那种性质，经济发展才以或快或慢的速度进行，并采取这种或那种方向。”普列汉诺夫仔细研究了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的种种不同表现：在史前及人类发展的早期，是地理环境的变迁促成了人的肢体的分工以及劳动工具的使用；在产生于原始氏族组织废墟之上的国家那里，不同的地理环境，作为社会分工的天然基础，决定了人的需要、能力、生产的手段和方式的多样化，等等。普列汉诺夫特别注意研究了生产力的发展本身对于地理环境的依赖性。在他看来，正是地理环境本身给了人以发展他的生产力的第一个可能，因而也给人从自然的统治下逐渐解放的可能——这表现在地理环境为人提高制造和改进工具的能力提供了条件，从而使人有可能扩大自己对自然的权力。普列汉诺夫研究的最终结论是：“只是由于地理环境的某些特殊的属性，我们的人类的祖先才能提高到转化为toolmaking animals(制造工具的动物)所必要的智慧发展的高度。和这完全同样地，也只有地理环境的某些特点能够给这个新的“制造工具”的能力以使用和改造的余裕。”
由于地理环境通过由生产力制约的社会环境作用于人，地理环境的作用的发挥就不免受到不断发展的生产力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环境的制约。这样，社会人和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出乎寻常的变化多端的。人的生产力在它的发展中每进一步，这种关系就变化一次。因此地理环境对社会人的影响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中产生不同的结果。据此，普列汉诺夫得出了有关地理环境的作用的另一命题：“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的影响是一种变量”。他用这一命题表明生产力的状况对地理环境的作用的规定性。
在哲学史上，孟德斯鸠曾倾向于“以纯地理因素”来说明各民族的历史命运，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人们的一定的生理和心理的特性从而决定人们的社会制度。这样，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地理环境决定论争论的焦点，实际上在于这样相互联系的两个问题：其一，地理环境是否对社会的发展起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其二，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怎样发生的，经过何种途径或中介?
普列汉诺夫强调，一旦生产工具开始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一旦确立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的发展就按自己本身的内部规律进行，服从自己本身的规律，认为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必须从生产力中得到解释和说明，这在实际上，就排除和否定了地理环境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的终极动因，尽管普列汉诺夫对此表述得并不是很清楚，甚至有时在用语上还相互矛盾。此外，与孟德斯鸠的有关地理环境通过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特征决定社会制度的主张不同，普列汉诺夫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要通过社会环境，把由生产力决定的社会环境作为地理环境对人发生影响的中介和调节者。这样，就在上述两个问题上扬弃了地理环境决定论。
(6)人的活动与历史规律 认为唯物主义、经济必然性的思想与人的能动活动、与人的主观意志作用的发挥不相容，是各种唯心主义攻击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甚至是最核心的论据之一。这里，难题在于说明人的活动与历史规律的统一性，说明两者之问的固有的内在联系。
恰恰在这里，普列汉诺夫显示了自己的才华，对问题作了出色的解决。他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把人的活动视为必然事变链条中的必要一环。也就是说，是否把人的活动视为属于那一一历史事变本身，并且是不可缺少的要素。只要人们把自身的活动视为必然事变链条中的必要一环，人的活动的能动作用、人的主观意志的发挥与必然事变、历史规律就不会是绝对对立，而只能是协调一致、彼此融合的。普列汉诺夫在批驳“月蚀”论时这样表示人的活动是必然事变链条中的构成环节：
事变：A
事变的条件总和：S
人的活动：a(包含在S之中)
S具备时，A必然发生；但如果把人的活动排除事变条件之外，即S——a，A则无发生的必然性。
这样，普列汉诺夫就用浅显的说明揭示了哲学认识的一个误区：必然事变与人的活动，更具体的说，事变的必然性与活动的必要性，在人类意识中并不存在天然的对立。这种对立的认识论根源在人为地把人的活动排除在事变条件之外，排除在必然事变链条之外。
普列汉诺夫没有停留于上述分析。他还进一步指出，很少为人注意的事情的另一个方面，对历史过程中的绝对必然性的认识或承认，不仅不会妨碍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反而甚至只会加强人的活动的毅力。在人们的行动完全带着必然性色彩的场合，“一个人既如穆罕默德那样自认是替天行道的使者，或如拿破仑那样自认是不可逃避的天运所选定的人物，或如十九世纪的某些社会活动家那样自认是代表着历史运动的不可遏止的力量的人物，那他就会表现出几乎是自发的意志力量，把各县大大小小的哈姆雷特在他的道路与所筑成的那一切障碍，像秋风扫落叶一样一扫而光。”
值得品味的是，与此相联系，普列汉诺夫对宿命论提出的独特看法。宿命论者是必然性的膜拜者，通常被视为消极的无为主义者。其实，至多只是就宿命论者把自身的命运隶属某种隐秘的必然性来说，他才是无为的；而就他为实现这一隐秘的必然性去自觉努力而言，他并不是无为主义者，而勿宁说是真正的有为主义者，即最坚毅的实际行动者。普列汉诺夫特别注意到问题的后一方面。他指出，宿命论在某些时代，不仅不妨碍坚毅的实际行动，而且还是这种行动的心理上的必要基础。十七世纪英国的清教徒所表现出的出众的毅力，穆罕默德信徒在短时间内对印度至西班牙广大地带的征服，加尔文教信奉者克伦威尔身上体现出的不可遏止的趋向和力量，都是这方面的佐证。这是因为，宿命论者认定，自己的行动赋有必然性的色彩，在实现那客观预定目标的过程中，他不能不那样做，他别无选择。
普列汉诺夫通过对宿命论的分析向人们说明，对必然性的承认与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并非是绝对对立的，它甚至是主体能动性发挥的必要条件。就宿命论本身而言，尽管它假定了一种神圣的必然性，但由于它并没有将这种必然性与人的活动相对置，而是坚持了主客体关系的统一，所以，在此点上，它无疑比历史观中的二元论和形而上学的独断论深刻。
(7)自由与必然的统一 普列汉诺夫提出“主、客体关系上的一元论”概念、用来指谓坚持主、客体辩证统一的观点。主、客体关系上的一元论是与在主、客体关系上以二元论形式表现出来的形而上学独断论相对立的。主、客体关系上的一元论在自由与必然这对范畴的统一性的理解中得到最高的表达。
客体的必然性蕴含双重内涵：作为历史过程或历史事变趋势的必然性，以及作为这一趋势实现的内在环节的人的活动的必然性。历史必然性是这两种必然性的融汇。自由则是这两种必然性在主体方面，首先是在人的主观上、精神上的自觉体现。这样，历史过程中的主、客体的统一，就体现为两种必然性与自由之总和。
普列汉诺夫没有对上述思想在理论上作出明确概括，但他把这一思想表述在这样一段话中：
“……资本主义由于其本身的发展过程而走向它本身的否定，因而走向使他们——俄国‘学生们’，并且不只是俄国‘学生们’——所怀抱的理想见诸实现。这是历史的必然性。‘学生们’也就是充当着这种必然性的一种工具，并且他们由于自由的社会地位以及因这种地位所造成的自己的思想和精神的特性，也不能不充当这种工具。这也是必然性的方面。既然他们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正是具有这种特性而不是具有别种特性，于是他们也就不仅充当实现必然性的工具，不仅不能不充当这种工具，而且还热情地希望和不能不希望充当这种工具。这就是自由的方面，……。”(同上书，第7页)
在这段论述中，主、客体关系的一元论实际上被描述为历史趋势的必然性，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充当历史工具的必然性以及人自觉充当历史的工具这种自由的三者的统一。
普列汉诺夫赞同哲学思想中的一元论，认为“最彻底和最深刻的思想家永远是倾向于一元论”，他的主、客体关系上的一元论思想无疑是“一元论”原则的一种中绝的体现和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