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人学思想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600页（14029字）

(1)阶级和人的阶级性 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是为了解放人，首先解放无产阶级，同时解放整个社会即解放全人类；从物质生产和一定的社会关系出发，是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和解决人的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而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则是了解阶级社会中人的问题的钥匙。毛泽东在研究人的问题时，紧紧抓住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这一指导性线索，坚持了“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宗明义地申明，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完全为着分清敌友，以团结真正的朋友，打击真正的敌人，使中国人民获得解放。他根据当时中国社会中各种不同的人在经济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把他们划分为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即官僚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并具体分析了这些阶级不同的特征和政治态度、不同的人性和人的本质，而后得出结论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他还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进行了具体的阶级分析。他把资产阶级区分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指出：大资产阶级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它和大地主阶级一起代表中国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是极端的反革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于他们一方面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另一方面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又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在政治上既有革命的要求，又有动摇性，在一定条件下怀疑革命。他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再分析，指出：其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人，这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另一部分人则没有上述关系或关系较少，这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此外，他还把地主阶级区分为大地主和小地主，把小资产阶级区分为有利钱利米的，在经济上大体可以自给的和生活下降的三部分，等等。毛泽东对不同阶级和阶层所作的阶级分析说明，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人性，不同的本质；同一阶级的不同阶层，由于他们所处的经济地位不同，实践不同，利益要求不同，其人性也是有差异的。分属于不同阶级、阶层的个人的人性、体现着本阶级、阶层的人性。阶级性是阶级社会中人性的集中表现。

(2)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指出：“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因此，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这方面，应以改变国民大会的选举和召集上违反民主的办法，实行民主的选举和保证大会的自由开会做起，直到制定真正的民主宪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国会，选举真正的民主政府，执行真正的民主政策为止”。“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但是，我们的敌人竭力破坏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因此，必须对他们的阴谋加以揭破，并作坚决斗争。

(3)人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出人的知识两种来源。人的知识不是来自直接经验就是来自间接经验。直接经验是通过亲身实践获得的知识。间接经验是从别人的经验中获得的知识。毛泽东既重视间接经验，更重视直接经验。认为就知识的总体，从人类发生角度度说，任何知识都发源于直接经验，在我为间接经验在人则为直接经验。对于任何个人来说，掌握尽可能多的直接经验十分重要。如果毫无直接经验，只有间接经验，知识就不可能是完全的、深刻的，会使人成为缺乏主见、迷信书本的教条主义者。但是任何人的亲身实践总是有限的，不能不接受间接经验，学习书本知识，实际上，人们多数知识都是来自间接经验。如果只有直接经验，没有间接经验，知识也是不完全的，会使人成为鼠目寸光，因循保守的经验主义者。为了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倾向，有书本知识的人和有实践经验的人，应该互相学习，在实践的基础上把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结合起来，努力获得比较完全的知识。

(4)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出认识的两种形式和两个阶段。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采用感觉、知觉、表象等认识形式，是对事物的现象和外部联系的直接肤浅的认识。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采用概念、判断、推理等认识形式，是对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的间接的认识。毛泽东结合党内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对二者在认识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作了深刻的论述。认为由感性认识阶段到理性认识阶段，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完成了这次飞跃，认识就由低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这个过程是经过主体对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维制作过程来完成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只有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科学的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论中的唯物论；另一方面感性认识又需要发展为理性认识。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通过事物的外部现象而深入到事物的内部本质，掌握它的规律属性，这是认识论中的辩证法。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对立起来，各执一端，片面夸大，是哲学史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的认识根源，实际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犯了类似唯理论和经验论的错误。

(5)知行统一观 毛泽东用中国哲学传统语言对认识和实践相统一的理论的称谓。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问题的有价值成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和实践统一的理论称作“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他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以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6)人的实践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就是人们在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指导下去“变革自然和社会的”能动活动，它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关系为前提的，“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实践能否达到预想的目的，是受客观规律制约的。实践有许多形式，主要有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等。毛泽尔还指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

(7)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出的一个命题。这既是毛泽东对无产阶级及其革命人民历史使命的揭示，也是他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人生目标。他说：“社会发展到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因此，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应该有对历史使命的理性自觉，应该有一种主体意识。毛泽东还对改造世界作了具体分析。他认为，改造客观世界，包括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改造自然就是向自然开战，就是从自然界得到自由。但是为了获得这一自由首先还必须实现改造社会的任务。改造社会，就是变革社会制度，调整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束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历史。改造剥削制度，当然包括改造“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改造一切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分子。对他们的改造，还需要通过强迫的手段。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不但要改造客观世界，而且还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所谓改造主观世界就是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克服自己世界观中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就是要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实践能力，就是要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象张思德那样兢兢业业十革命工作，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并能够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人；成为一个象白求恩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既有国际主义精神，又有精湛的专业技术，并忠于职守的人；成为一个象“愚公”那样有挖山不止的坚韧不拔的意志、毅力和精神，去排除万难的人；成为一个象鲁迅那样没有半点媚骨、奴颜，“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总之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创造能力、开拓精神，能担当起历史使命、无愧于时代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毛泽东还指出人们改造世界的活动也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全人类才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

(8)人的自觉的能动性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不是只被动地适应环境，而且能够能动地改造环境等思想，提出了“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特点”的观点。他在《论持久战》一文中说：“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可见，所谓自觉能动性就是人们通过实践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自觉能动性又有正确和错误之分。“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而一切违背客观实际的思想和行动，都是错误的能动性，实践上是主观盲目性。发挥正确的自觉能动性，就要以客观物质条件为基础。第一，要“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即做到主观正确地反映客观；第二，根据止确的认识，正确地合理地规定行动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行动路线、方法。即“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第二，使主观的认识和指导方针见之于行动，通过实践的力量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总之，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人们发挥正确的自觉能动性，能够改变一些条件，创造一些条件，促进或延缓事物的发展，在具备了客观可能性的时候，自觉能动性在变可能性为现实性中具有决定作用。因此，要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必须充分发挥正确的自觉能动性。

(9)人与武器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正确地阐述了在战争中人与武器的辩证关系，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和唯心论。武器在战争中有重要作用，武器的质量和数量，不仅影响到军队战斗力的强弱，而且影响到军队的编制和战略战术。否认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是主观的、片面的形而上学，也是唯心主义的表现。但是，在强调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时，千万不能加以夸大，视武器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唯一因素。“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人是战争中的主体因素，武器是战争中的工具性因素，工具只有被主体运用起来，才能发挥作用。武器被不同的人掌握和运用，其作用也大不相同。一切革命的军队的武器在开头总不如敌军的武器，但在历史上，却总是武器差的革命军队战胜武器好的反动军队，就是很好的明证。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它只见物不见人忽视人的自觉能动性，是错误的有害的观点。

(10)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有没有人性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是有的”。但是不能象资产阶级人性论那样抽象地理解和宣扬人性。要科学地把握人性就不能离开人的社会性、人的历史发展和人的实践活动。人性并不是某种超社会、超历史、超现实、超阶级的永恒不变的抽象物，它是具体的历史的存在，是由现实的具体的人来体现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实践过程中，人性的具体表现并不是相同的。因此，“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人性的社会性、具体性在阶级社会中首先就表现为人性的阶级性。在阶级社会里，应当首先看到阶级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人无不分属于各自的阶级，超阶级的人是不存在的，故而人的阶级性也就成为决定和制约其他属性的最本质的属性。但是，延安文艺界的有些同志在烽火连天、阶级斗争特别是民族斗争异常尖锐的形势下，却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追求什么超阶级的抽象的爱和抽象的人性，大谈什么人类的立场。认为我们所进行的革命和其他人类活动一样，所争取的不外乎是和其它动物相通的“生存、传种、发展和自由”。在他们自己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糊涂观念”，是“完全错误的”。“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因为在阶级社会里，人的感情和整个人性一样，最后是要受阶级利益的支配，“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一句话，“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当然，毛泽东在肯定人的阶级性的前提下，并没有由此而否定不同阶阶级之间的共性和人类共性的存在。他在肯定阶级性的同时，又提出了“人民大众的人性”。这种人性是人民内部各阶级的共性。阶级之间的关系既包括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也包括不同的剥削阶级之间、不同的被剥削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应当看到处于同一社会中的不同阶级，除了具有不同的甚至根本对立的利益外，还有互相联系相互依存的一面，在共同的历史背景下，可能产生共同的利益和要求。人民内部的不同阶级如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处于受压迫受剥削这种大体相同的地位，所以在人性上有共性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大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也使他们同具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人性。因此，利益一致和基本一致的剥削阶级之间或被剥削阶级之间有共性。此外，从伦理关系方面看，甚至利益对立的阶级的人亦有共性存在。1937年10月，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把刘茜打死，对此，毛泽东指出：黄克功的行为是“卑鄙的、残忍的”，是“失掉了党的立场的，失掉了革命立场的，失掉了人的立场的行为”。其中，人的立场亦即任何健全的人，不管是哪个阶级的人对待他人都应有人性。而黄克功的行为是反人性的。当然，“人类之爱”和全人类普遍人性，只是到了“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才会全面实现的。

(11)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功利观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通过对中国各种功利关系的具体分析，阐明了道德功利的普遍性，揭示了功利主义的阶级性，并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共产党人的唯一宗旨出发，提出了“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的科学命题。毛泽东指出人们在社会中总是结成各种复杂的关系，其中首先以利益表现出来的经济关系是最基本的，而利益正是道德的直接根源。道德体现着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它是对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的自觉认识和行为选择的结果。所以，任何道德无不体现着一定的功利主义倾向，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但是在阶级社会中，功利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利益要求，因此亦有不同的功利主义，“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而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功利主义与剥削阶级、压迫阶级的功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日头上拒斥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无产阶级也反对只看到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而提倡“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就是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而不是只反映人民群众中少数人或一部分人的利益，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坚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相统一，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为最终目标的功利主义。按照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的评判标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因此，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最重要的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对共产主义事业有强烈的责任感，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不同的岗位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2)动机和效果的统一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动机和效果统一的主张。在中外伦理思想史上，关于道德行为的评价究竟是以动机还是以效果为根据，存在着两大对立的派别，“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毛泽东认为，这两种对立的观点都割裂了动机和效果的辩证统一，都不能对道德行为作出科学的评价。他深刻地指出：“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如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毛泽东之所以要求每一个革命者必须把为人民服务的动机同对人民有益的效果结合起来，并把它作为道德评价的总原则，这是由道德行为的本性和道德评价的使命所决定的。任何道德评价都是以道德行为为对象的，而道德行为又是在一定的道德动机支配下自觉地作出有益于他人或社会的行为。这一行为是作为一个过程逐步展开的，其始点是动机，终点是行为的结果，动机渗透于行为的全过程中，效果也随着行为的逐步展开而逐步显现出来。动机和效果在实践过程中相互依存、相互转化，达到辩证的统一。既然动机和效果的统一是辩证的统一，是对立的统一，因此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人们的行为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都是一致的。好心办坏事或歪打正着等情况也时有发生，这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矛盾在道德生活中的表现。因此，毛泽东要求人们在道德实践中必须既坚持唯物论，又坚持辩证法，坚决克服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的行为方式，坚决杜绝那种以为自己动机善良就可以对自己的错误行为推卸历史责任的做法，通过艰苦努力实现动机和效果的真正统一。在道德评价过程中，就既不能单凭其宣言来断定其行为的好坏，也不能简单地从效果推断其动机的善恶，而必须对动机和效果进行统一的具体的辩证的考察分析。当我们发现其动机和效果相矛盾时，首先必须考察行为主体对不良效果所持的态度。对于真正善良的人来说，必然对自己的行为产生的不良效果感到痛心，并千方百计地克服动机和效果的矛盾，如果对不良效果无动于衷，仍我行我素，就不能说动机善良，“真正的好心，必须对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其次，不仅看一时一事，还要进行全面地考察和评价。看总体，不是看局部，看主流，不是看支流。总之，只有坚持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才能对道德行为作出科学评价。

(13)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一致性 毛泽东深刻论证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无产阶级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一致性。热爱祖国，坚持无产阶级爱国主义，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则，也是共产主义道德的一个重要规范。这也是集体主义原则的贯彻，因为集体主义要求人们把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的和社会的利益，而祖国的利益，则是最重要的社会利益。爱国主义要求保卫祖国的领土、安全和主权完整，维护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坚决打击一切敢于来犯的侵略者。爱国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民族或国家之间关系的根本观点之一。其基础是承认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奋斗目标。它要求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中，相互支持、相互援助、维护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之间的国际团结，为战胜资本主义而有决心和能力承担必要的民族牺牲。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他说：“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日本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都是他们国家的战争的失败主义者。……这是因为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战争，不但是损害世界人民的，也是损害其本国人民的。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是被侵略的国家。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一点也没有违背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原则同国际主义原则具有一致性。

(14)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毛泽东倡导的人生价值观。它是一种共产主义精神，是每个共产党人，革命战士所应具备的崇高品德，是每个共产党人，革命战士在处理自己与他人、集体社会的利益关系时所应遵循的价值原则。它与资产阶级的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腐朽思想是根本对立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语，是毛泽东1939年12月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提出来的。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战，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的热忱，对技术精益求精，在医治伤员中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为此，毛泽东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

(15)主体活动的目的性和受制约性 毛泽东在《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一文中指出，人作为认识和实践的主体，具有能动作用，而能动作用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目的性。任何实践都是主体有目的的活动。主体的活动首先在头脑中形成一定的目标和蓝图，然后再去进行的。“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人的实践活动的有目的性不仅是人类有别于并优于一切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也体现了作为先前实践之结晶的认识和理论对于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毛泽东在这里还特别强调指出：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任何实践活动不仅要有宏观的总体目标，还必须制定具体的目标以及实践活动不仅要有宏观的总体目标，还必须制定具体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计划、措施和步骤。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宏观的总体目标具有可操作性，并在实践中得以实现。强调主体活动的有目的性，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必须重视客体对于主体的制约作用。也就是说，承认主体的目的性来自主体对客观事物的正确的能动反映。所以毛泽东接着指出：“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反映”，否则就“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糊涂的”。王明等人的图样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用这样的图样来指导实践，“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王明等人是不了解中国革命规律的“瞎子”，一旦这些瞎子担任了人们的“向导”，没有不失败的。因此，了解中国国情，认识客观事物的运动规律，是人们实事求是地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前提和基础。

(16)实事求是 毛泽东认为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特有的革命品质和科学的人生态度。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从现实事物本身引出固有的不是主观臆造的规律性，作为行动的向导。因此，坚持实事求是就是照客观规律办事，而不是搞主观主义，就是要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就是要做无所畏惧的“彻底唯物主义”，就是要讲真话、不说假话，不弄虚作假、哗众取宠、沽名钓誉。毛泽东认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实现党的纲领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坚持实事求是“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

(17)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理论，根据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和崇高职责的真理性认识和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长期革命和人生实践的总结，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崭新命题。这一命题不但明确了我们党和军队的宗旨，而且科学地解决和回答了无产阶级人生观的根本问题，阐明了无产阶级的人生目的和人生价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服务。因此，它要求每一个共产党人活着就不能追求一己的“名利”和“享乐”，更不能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损公肥私、消极怠工、贪污腐化，就必须反对与人民利益格格不入的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和自由主义等人生目的。共产党员活着就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以人民的利益为第一生命，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使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务于党和人民的利益，密切联系群众，关心人民的疾苦，倾听人民的呼声，做人民的勤务员，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助人为乐，吃苦在前，享乐在后，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准确而鲜明地体现了无产阶级人生目的阶级实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命题也明确了无产阶级人生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尺度，指明了只有彻底地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工作，为了解除人民的痛苦，为了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奋斗到底，直至终身，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样的人生才最有价值，还指出了人的价值实现的基本途径就在于为人民服务中，只有在为人民服务中才能获得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也才能尽到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为社会做出贡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是无产阶级人生观的根本问题和共产主义者做人的标准，义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准则和进行道德教育及修养的标准。它在革命实践中，在我国人民的生活中，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哺育了一代代共产主义新人。

(18)解放个性 毛泽东在1944年8月31日《致秦邦宪》的信中说：“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把个性解放与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胜利联系起来，足见解放个性的重要，也足见毛泽东对个性的重视。但是，毛泽东论及的个性解放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必须坚持个性解放与阶级解放、社会解放的一致，而且前者以后者为前提。这里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个性的解放不能脱离阶级的、人民的解放，只能依靠并随着阶级的、人民的解放而解放。因为，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个人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之中，个人的生活状况和整个命运，是由其所属的阶级和所处的社会决定的，个人产生什么需要，用什么手段实现这些需要以及实现到什么程度，都受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制约和支配。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谈到个性解放和人民的解放时指出，在“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的条件下，企图离开人民的个性解放和个性发展，而去孤立地追求自己个性的解放和发展，只能是空想；只能使中国人民大众从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时，作为个体的个性解放和个性发展才是可能的。因此，毛泽东总是首先强调“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另一方面，个性的解放，只能依靠阶级的、集体的力量，才可能实现；一个人如果不投身于阶级、集体的战斗行列，企图依靠孤立的“个人奋斗”实现个性解放，既不现实，也不可能。1944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修改延安《解放日报》一篇社论的草稿时，提出，只有在努力于生产事业与抗战事业中，家庭成员的个性才能够发展。还指出：只有当家庭成员，同时也是新式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团体的成员时，个性才能极大地发展。意思是，家庭成员只有当他不是以单纯的家庭成员而存在；而是以阶级的革命集体的一员而存在的时候，只有当他冲破封闭的、与阶级的解放无关的、狭隘的家庭小圈子的活动，而投身到争取阶级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的洪流中去的时候，其个性才能得到极大的发展。简言之，个性的发展存在于集体之中。存在于为人民服务之中。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个人奋斗”，不仅不会发展个性，而且是束缚个性发展的羁绊和桎梏。

(19)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毛泽东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指出，人总是要死的，死是辩证法的胜和。死的具体方式不同，有的是正常死亡，如年老病死，这是自然规律使然，是不可避免的；有的是非正常的，如革命中的牺牲等。这种死对于具体人来说是偶然的，但对整个革命事业来说，却是不可避免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尽管死的方式不同，但都存在一个为谁的利益而死的问题。那么共产主义者应当怎样看待死呢?毛泽尔认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他为建立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的题词说：“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千古，无上光荣。”为“四八”遇难烈士的题词曰：“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为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的题词说：“为国牺牲，永垂不朽。”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题词说：“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为刘胡兰烈士的题词说：“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在给毛钦明烈士的弟弟毛森品的信中说：“钦明兄为革命牺牲，不胜叹惜，亦是光荣之事”。在毛泽东看来，这就是共产主义者对死应持的基本观点。这说明：第一，毛泽东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把死放在与人民、与祖国、与革命的关系中进行考察和评价的。共产主义者应当把生命的存在和牺牲，紧紧地与祖国的民主、自由、解放和繁荣富强联系起来；为人民的利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第二，不同的死其意义和道德价值是不同的，为国捐躯，为人民，为正义而死，就无上光劳，永垂不朽，人民将永远纪念他；为剥削者、压迫者，为非正义而死，则轻于鸿毛，遗臭万年。因此，共产党人对待死亡的态度是：首先，不怕。中国人民是有勇气的，具有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中国共产党人更具有无所畏惧自我牺牲精神。为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面对着反革命的大屠杀，面对血风腥雨，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因此，共产党人鄙视贪生怕死、丧失气节的可耻行为。其次，坚决反对任何轻生的思想，反对不顾人民死活的行为，应该十分爱护人民的生命，尽量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共产党人不仅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要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既要有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又不能鲁莽从事，去做无谓的牺牲，既要坚持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又要坚持严格的科学态度。

(20)愚公移山精神 毛泽东在1945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引用了《列子·汤问》中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号召全党同全国人民一起发扬愚公挖山不止的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搬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夺取全国的胜利。因此，愚公移山精神是对人们在改造世界中具有的顽强毅力、坚定不移的斗志、白折不挠的精神的形象比喻，也是对无产阶级人生态度的生动表述。无产阶级对自身和人类社会的前途充满信心，对人生采取积极的、乐观的、坚定的奋进态度，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不为邪恶势力所屈服，为实现自己崇高的目的和理想，勇往直前，义无反顾。这就是愚公移山精神。

(21)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真理和错误本来都属于认识论的范畴，从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上看，真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谬误则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错误反映。但由于真理同人民的利益相一致，谬误同人民利益相违背，这就使真理和谬误具有价值论的意义。因此共产党人的真理观和价值观具有辩证的统一性。

(22)人的苦乐 毛泽东认为，在阶级社会里，苦乐是与一定阶级的利害关系相联系的，是阶级感情和理智的融合。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应该以人民的苦乐为苦乐，把自己的喜怒哀乐与人民解放事业、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密切联系起来，融为一体，“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以人民之苦为己苦，以人民之忧为己忧，以人民之乐为己乐。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人既然视人民的利益为自己欢乐的源泉。所以不但应该与人民同苦共乐，而且更应该以为人民吃苦为荣，为了使人民少吃苦、不吃苦，就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拣挑重担，以“百折不回的毅力”，“一往无前的精神”，“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所谓“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二军过后尽开颜”，以及建国后，“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等等都是共产党人为了实现人民的利益、快乐和幸福，视一切困难为寻常，以苦为乐，虽苦犹乐，永远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