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丹诺夫，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哲学社会科学名人名著辞典》第219页（1935字）

【生卒】：1896—1948

【介绍】：

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宣传家。生于叶卡特琳诺斯拉夫斯克省马利乌波尔市一个平民学校督学家庭。1912年参加革命活动，191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6年成为社会民主工党特委尔委员会委员。1917年在乌拉尔积极准备并参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先后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政治局后补委员、政治局委员。从1944年起，在联共(布)中央工作，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

日丹诺夫一向比较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问题、社会主义文化工作和党的思想建设，被人称为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专家”。1934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就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问题作了重要讲话。1938年负责联共(布)中央的理论宣传工作之后，对思想理论问题更为关注，抓得更紧。《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他向广大党员和干部阐述了这一着作的意义。1939年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联共(布)党章》的报告，强调共产党在苏维埃国家中的领导地位，阐明了党的组织原则，比如，关于苏维埃制度下党的组织建设问题，关于党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的关系问题，关于选拔、教育、使用干部问题，等等。战后，为在各种社会科学工作中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文章。

日丹诺夫对文学艺术和音乐的理论方向问题颇为关心，具有较高的鉴别能力。他强调文学要为人民服务，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把苏联文学称作“社会主义建设所产生的亲骨肉”。社会主义文艺作品应该把“新生活的积极建设者：男女工人、男女集体农庄庄员、党员、经济工作人员、工程师、青年团员、少先队员”，作为“主要典型和主要人物”。指出文学是有阶级倾向性的，“在阶级斗争时代，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一种非阶级的、非倾向性的、仿佛不问政治的文学”。他提倡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反对各种抽象的形式主义和乌托邦式的空想。批评了当时苏联文学界存在的脱离政治、无思想性、无原则性、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宣扬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文化等错误，强调文艺要以共产主义道德和爱国主义精神去教育人民，培养青少年；继承和发扬19世纪俄罗斯文学艺术的优良传统。民族文艺和国际健康文艺结合起来，才能使苏联文艺繁荣昌盛。

在哲学领域，日丹诺夫积极贯彻斯大林的意图，在1947年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哲学讨论会，对亚历山大洛夫所着的《西欧哲学史》第三卷进行了审查。在会上，他作了总结性发言，突出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及其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批评了该书及苏联哲学界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缺乏战斗力等缺点。要求苏联哲学家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流派进行斗争，从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出发，创造性地研究新的理论问题。日丹诺夫在这个发言中还对唯物辩证法一般原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具体形式进行了探讨，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在苏维埃社会，敌对阶级已经消灭，新旧两种势力之间的斗争和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是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形式来进行的。这种形式是我们发展的真正动力，是党手中的强有力的工具。这必然是一种新的运动形式，新的发展形式，新的辩证规律”。

但是，他对哲学史的定义和任务的理解存在着简单化毛病，认为“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要求哲学史的编写和叙述“必须与现实任务直接联系，以便说明这些任务”。把哲学的党性原则绝对化，对亚历山大洛夫主编的《西欧哲学史》的批评也失之过分，如把书中在批判一个资产阶级哲学家的思想时肯定其中某些合理因素，说成是“宣传对哲学敌人的慈悲观念”，“是替学院派伪客观主义效劳”，从而成了“资产阶级哲学史学家的俘虏”，“向资产阶级献媚”，“脱离了唯物主义的阶级性和党性”，忘记了“与一切敌人作不调和斗争的唯物主义底基本原则”，等等。在哲学讨论中，这种简单、粗暴的批评是不恰当的。日丹诺夫这次发言当时被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翻译出版，影响很大，不仅对苏联，而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术研究起了一定束缚作用。

日丹诺夫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由于积极推行斯大林的路线方针，在苏共二十大后，理论界对他所犯的“教条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