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斐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哲学社会科学名人名著辞典》第599页（1480字）

【生卒】：生卒年不详

【介绍】：

又作张裴，魏末晋初的法律注释家。

以注解晋《泰始律》而名于世，其着作《律解》、《杂律解》以及《汉晋律序注》均已失传。

张斐指出，《泰始律》20篇，“始于刑名”，而“终于诸侯”，“定罪制”，“毕其政”，虽然“自始及终，往而无穷，变动无常，周流四极，上下四方”，但都“不离于法律之中”。按照天、地、人之义，“王政布于上，诸侯奉于下，礼乐抚于中”，互相依存，互相联系，组成有机的整体。其基本精神是维护“礼乐”，即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宗法等级制度。

张斐认为，制定法律，既要体现封建纲常礼教，使“尊卑叙，仁义明，九族亲，王道平”；又要符合事物本身的逻辑和规律，准确，扼要、宽严适中，罪刑相当，“枭首者恶之长，斩刑者罪之大，弃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赎罚者误之诫”。这样，才能使法律本身“提纲而大道清，举略而王法齐”，从而达到“礼乐崇于上”、“刑法闲于下”，“宝君子而逼小人”的目的。

张斐认为，律有“无常之格”。因此，要审律之理，明确区分和规定各种法律概念和术语。

为此，他总结前代的司法实践经验和理论，对20个法律概念作了定义式的注解：“其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违忠欺上谓之谩，背信藏巧谓之诈，亏礼废节谓之不敬，两讼相趣谓之斗，两和相害谓之戏，无变斩击谓之贼，不意误犯谓之过失，逆节绝理谓之不道，陵上僭贵谓之恶逆，将害未发谓之戕，唱首先言谓之造意，二人对议谓之谋，制众建计谓之率，不和谓之强，攻恶谓之略，三人谓之群，取非其物谓之盗，货财之利谓之赃”。这种解释，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有利于封建法制的统一，也有利于司法官吏认定犯罪性质和准确使用刑罚。与此同时，他还要求慎律之变。他认为有些条文，不能只看表面文字，只有认真仔细地分析其中的“理”，明确其中之“变”，才能准确贯彻实施。

例如：“若不承用诏书，无故失之刑，当从赎；谋反之同伍，实不知情，当从刑”。这是“故失之变”。

又如：“卑与尊斗，皆为贼；斗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为戏，戏之重也；向人室庐道径射，不得为过，失之禁也；都城人众中走马杀人，当为贼，贼之似也。过失似贼，戏似斗，斗而杀伤傍人，又似误。

盗伤缚守似强盗，呵人取财似受赇，囚辞所连似告劾，诸勿听理似故纵，持质似恐猲”等等，都是一些比较容易混淆的罪名。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必须依据事实、情节、特点，严格区分其中界限，才能正确定罪；对于某些不能认定的罪行，则可适用类推定罪。

由此，张斐要求封建司法官吏，既要据律定罪，又不能死守法律条文。在他看来，法律是治国的准则，“奉圣典者若操刀执绳，刀妄加则伤物，绳妄弹则侵直”，因此，司法官吏不能随意离开法律断案。

但是“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奥，不可以一体守也”。因此，司法官吏又必须据理正刑“本其心，审其情，精其事”，灵活掌握，“随事轻重取法”，确定刑罚的轻重。此外，他还要求司法官吏掌握罪犯的心理。因为，“心感则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畅于四肢，发于事业”。

罪犯“喜怒忧欢，貌在声色。奸真猛弱，候在视息”。

并具体指出：“奸人心愧而面赤，内怖而色夺”，“仰手似乞，俯首似夺，捧手似谢，拟手似诉，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斗，矜庄似威，怡悦似福”等等，审判中观察研究罪犯的这些表现，把“理”“刑”“情”结合起来，就能准确定罪判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