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中华书局《三国演义大辞典》第730页（2778字）

《三国演义》研究课题之一。长期以来，学术界公认《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但这一说法尚属笼统。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有的则越出“元末明初”的范围，提出了新的断代。概括言之，主要有五种观点：1．“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周邨认为：“《三国演义》非明清小说，很有可能是宋，也可能上及北宋直至唐五代”的作品。他就江夏汤宾尹校正的《全像通俗三国志传》提出了三条证据：其一，该书在《玉泉山关公显圣》一节中有“迨至圣朝，赠号义勇武安王”一句，“只能是宋人说三分的口吻”。其二，该书“记有相当多的关索生平活动及其业绩”，而“关索其人其事，辗转讲唱流传时代，应早在北宋初，也可能更早于北宋初年，在唐五代间。而这也可能是《三国演义》成书远及的时代。”其三，该书的地理释义共十七处，其中十五处可以推断为宋人记宋代地名(《〈三国演义〉非明清小说》，载《群众论丛》1980年第3期)。2．“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章培恒、马美信根据书中小字注里的“今地名”，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似当写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前”，其时罗贯中当在三十岁以上(《〈三国志通俗演义〉排印本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第1版)。袁世硕通过考察《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引用的诗词和书中的一条职称注及二十余条地名注，认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元人的创作……它的底本虽非罗贯中的原稿，却极有理由看作是基本保存了罗贯中原作面貌的抄本”，其成书年代，“估计为元代的中后期，即十四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载《东岳论丛》1980年第3期)刘友竹也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大约写成于十四世纪四十年代，即至正元年(1341)至十一年(1351)之间”(《〈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元代作品》，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杜贵晨认为，从《三国志平话》的刊刻情况，可以表明《三国演义》成书的上限是至治三年(1323)。他又发现，明初瞿佑的《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则在引述南宋陈刚中的《白门诗》和元末明初张思廉的《缚虎行》时，有“布骂曰：‘此大耳儿叵奈不记辕门射戟时也’”一语，而张思廉的《南飞鸟》诗中则有“白门东楼追赤兔”一句，二者既非来自《三国志》、《后汉书》等史籍，又非来自《三国志平话》，而是出自《三国志通俗演义》。再参酌章培恒、袁世硕二先生的意见，他认为《演义》成书的下限是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前。因此，“《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至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间，即泰定三年(1326)前后。”(《〈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载《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2期)3．“成书于元末”说。陈铁民在《〈三国演义〉成书年代考》(载《文学遗产增刊十五辑》，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1版)中认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无疑是今存最早、最接近原着面貌的刻本，利用其注释来考证《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是可靠的。根据嘉靖本注释中有评论和异文校记，以及有不少错误等情况判断，这些注释不大可能为罗贯中自作，而是《演义》的抄阅者和刊刻者零星写下，逐步积累起来的，其中有的作于元末，有的作于明初。既然有的注释作于元末，那么《演义》的成书年代自然也应在元末；即使根据一些作于明代洪武初年的注释，也可推知《演义》成书应在元末，因为只有在《演义》写成并流传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演义》的注释。周兆新在《〈三国志演义〉成书于何时》(载其主编之《三国演义丛考》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中指出：联辉堂本《三国志传》中有“圣朝封赠(关羽)为义勇武安王”一语，汤宾尹本《三国志传》亦有相似语句。两本在提到“圣朝”之前，均曾提到“宋朝”，二者对举，可见“圣朝”不可能指宋朝；而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均无封赠关羽之事，可见“圣朝”也不可能指明朝。这样，它只能指元朝。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曾加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结合《录鬼簿续编》的记载，《演义》当成书于元代后期。4．“成书于明初”说。欧阳健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小字注确为作者所加，根据对其中“今地名”的分析，可以判断：“《三国志通俗演义》可能是罗贯中于明初开笔，其第十二卷的写作时间，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其全书初稿的完成，当在1371年以后。”另据《赵宝峰先生集》卷首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按照门人之间“序齿”的通例进行推算，罗贯中的生年约在1315－1318年，卒年约在1385－1388年，则1371年他年约五十余岁，其知识和阅历都足以胜任这部巨着的写作(《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三国演义研究集》)。5．“成书于明中叶”说。张国光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与元至治新刊《三国志平话》相比较，认为《演义》的诞生远在《平话》之后；嘉靖本是第一个成熟的《三国演义》版本，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的作品，而是明代中后期的书商为了抬高其身价而托名罗贯中的，为此书作序的庸愚子(蒋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庸愚子在弘治甲寅(1494)完成此书并写了序言，却因篇幅巨大未能刊刻，过了二十余年才由修髯子印行(《〈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辨》，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面对上述诸说，沈伯俊提出：要确定《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对作者的生平及其创作经历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尽管一些学者对罗贯中是否为元代理学家赵宝峰的门人罗本、罗贯中与张士诚的关系、罗贯中与施耐庵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积极的探考，但因资料不足，见解歧异，尚难遽尔断定《演义》成书的确切年代。第二，确认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上述诸说，大部分把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视为最接近原本面貌的版本，甚至径直把它当作原本，并在此基础上立论。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嘉靖元年本乃是一个加工较多的整理本，而明代诸本《三国志传》才更接近罗贯中原作的面貌。这样，以往论述的可靠性就不得不打一个相当大的折扣。第三，对作品(包括注文)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有的学者通过对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来考证《演义》的成书年代，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必须证明小字注均出自作者之手，否则，其价值就要大打折扣(按：陈铁民、王长友、张志合等人已经分别指出小字注并非出自罗贯中之手)。其二，对小字注的考察，应当与对作品各个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可靠的结论，而以前对此所作的努力还很不够。结合以上各种因素，目前比较稳妥的说法仍然是：《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校理本三国演义〉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