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三分”与关羽崇拜：以苏轼为例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中华书局《三国演义大辞典》第837页（756字）

学术论文。胡小伟作。载卢晓衡主编《关羽、关公和关圣——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关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全文主要从苏轼研究角度，着重分析宋代“说三分”初始阶段的政治、学术和社会原因。分三个部分：1．史观论断：“帝魏帝晋”与“尊刘贬曹”。从宋代史学论及三国史观的转变，尤其是宋室本有“恢复情结”，故自神宗以后开始“尊蜀”，南渡以后民心亦同情于蜀。苏轼曾治《后汉书》，王安石等都曾劝他重修《三国志》，虽然为其拒绝，但从他早年“贬蜀”到中老年“贬曹”和赞誉诸葛亮的诗文看，这一时期宋代史学正统观念正在酝酿转变。2．小说平话：“想当然耳”与“姑妄言之”。苏轼科举时即以“想当然耳”着称，在讲求“言必有据”的宋学中属于另类。在长期的贬谪迁转过程中随遇而安，并不断提出“缘事而作”、“借题发挥”、“跨越时空”、“参与互动”甚至“姑妄言之”的理论和创作实践，实于宋元戏曲平话影响甚大。3．长篇演义：“秤评天下”与“英雄兴废”。北宋“说话”与南宋“演义”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强化了价值判断，着重阐发历史因果中的“义”。偏巧现存北宋有关“说三分”的史料，都与苏轼友朋颇有关系，其中李廌集中还有吟咏关庙的诗作。从剧场史角度分析，北宋“说话”常在勾栏瓦舍作临时演出，而南宋“讲史”已能在固定场所作长篇连续演讲，这与司马光《资治通鉴》提供了历史因果线索框架颇有关系，这其实在宋人记述中已多次指出过。而南宋说书艺人也每以“秀才”、“解元”等“僭称”标榜。由于宋代文化普及而科举淘汰极为惨烈，部分习儒生员转以说书谋生，这使他们与理学史观保持着天然联系，并成为史学进入民间说唱的顺畅通道。全文增补以后辑入作者关公信仰研究之二《超凡入圣——宋代儒学与关羽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