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说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中国金融出版社《中华金融辞库》第1578页（21261字）
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三次革命”表明：西方经济学说在其发展中，对人类的经济活动从不同的视角，采用不同的方法，分析其内在机制，从而作出不同的理论解释。西方金融学说是在经济学发展的“三次革命”下形成和发展的。它主要包括货币学说、信用学说和金融发展学说。
一、货币学说
货币学说主要包括：货币定义，货币需求理论，货币供给理论，通货膨胀理论，货币政策理论。
(一)货币定义
货币定义的研究有两种方法，即规范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规范研究法在特定范围内从寻找事物的特征入手，界定货币的基本内容。西方经济学认定，货币的特征是货币所具有的职能，凡是具有货币职能的事物都应定义为货币。西方经济学家大都认为货币有四大职能，其中价值标准和延期支付标准是抽象的，交易媒介和价值贮藏手段是具体的；从具体的货币而言，凡是能够充当交易媒介和价值贮藏手段的事物都是货币。履行这样的职能的货币是多少，一些经济学家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也就是运用统计资料进行具体分析，设法求出与概念上的货币相符合的实物载体。这种研究方法从确立概念入手，然后用载体加以证实。概念是规范的产物，回答“货币是什么”；实证是寻求“什么是货币”。先确立“货币是什么”，后寻求“什么是货币”，因而实证研究只不过是规范研究的继续和具体化。但，实证研究的意义不仅如此，经济学家们，往往出于探讨、制定、执行货币政策的需要，进行实证研究。这种研究是根据经验数据找出与选定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以便寻求适量标准。当代，在这一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是弗里德曼，他通过对近百年的统计资料进行分析，认为：货币总量与名义国民生产总值有较高的相关关系，具有货币政策意义的货币总量层次应是M2。
(二)货币需求理论
在货币需求理论研究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从宏观货币需求理论向微观货币需求理论的转化。宏观货币需求理论的起源可追溯到威廉·配第，他在《政治算术》中分析了一国的商品交易需要多少货币的问题。以后，詹姆斯·斯图亚特指出了一国流通的货币量必须同生产投入市场的商品和居民的生产活动相适应。马克思称赞他“是第一个推出流通中的货币量决定于商品价格的人”。继斯图亚特之后，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也从商品流通的总体上论述过宏观货币需求。但西方经济学家们后来不是从商品流通总体去继续研究宏观货币需求，而是把货币需求的研究转到个量方面来，考察个人、家庭、企业等这些经济单位对货币量的需求。最先向这方面转变的，要算欧文·费雪，他提出的方程式M·V=P·T本来是表示一国商品和劳动的交易额(P·T)与货币流通周转量(M·V)的衡等关系，但他把这一方程式变型为M=P·T／V，就从总量分析转到个量分析上去了，因为公式中的M表明的是货币存量，存量一定存在于社会公众的一定时点中，而影响这一存量变动的是P、T、V，而这三个因素都是和个人、家庭、企业等单位的行为有关。继费雪之后，英国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庇古提出了现金余额说，其公式为P=K·R／M，(P为单位货币的价值，R为一国在一定时期的所得，K为现金占所得比例，M为货币供给量。)这一学说的核心是K，在马歇尔、庇古等人看来，人们的所得可投资于生产，可用于消费，可以现金形式保持。K表示持有现金与所得的比例，也就反映了这些因素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剑桥学派的货币需求理论有种种不同观点，但基本之点是：人们是否持有现金取决于上述三种用途的选择，而选择的驱动力是利弊的权衡，所以他们这样去思考问题，就把货币需求理论，从客观转向了主观，从宏观转向了微观，建立了微观货币需求理论。凯恩斯是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但他推崇微观货币需求理论，他继承了马歇尔、庇古等人关于权衡利弊持有货币的观点，并运用“收入支出分析”法，将货币需求理论建立在“流动性偏好”的基础上。他把人们持有现金概括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并认为前两部分对货币的需求与收人呈递增函数，后一部分对货币的需求与利率呈递减函数，更明确地把人们持有货币的多少与其得失大小联系起来，发展了货币需求的利弊权衡论。在货币需求理论的研究上，还值得提出来的是鲍莫尔和托宾等人的货币需求的存贷管理理论和资产选择理论。他们把管理科学中最适度存货控制技术运用到货币需求研究中来，提出了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的概念，是对货币需求理论研究的发展当代货币数量论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对货币需求理论的贡献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他设计了比较完整的货币需求函数，提出了影响人们持有货币量的基本因素，强调货币需求理论就是明确货币需求由何种因素决定的理论，而不是关于产量、货币收入或物价的理论。另一个是实质货币需求函数，并运用美国在1890～1954年期间内的经验数据，得出了人们的所得每增加1%，则实质货币需求增加1．8%的结论。
当代西方经济学家推崇微观货币需求理论。在研究方法上都着眼于人们对经济变量的预测，都分析人们持有货币或不持有货币、持有多少的动机、权衡利弊的选择。这样分析的基点是：作为“经济人”都是追逐个人利益的；在追逐个人利益中总要作出自己的预期和判断。
(三)货币供给理论
关于货币供给理论的研究，西方经济学家大多用数学语言来表示影响货币供给的因素，描述货币供给的过程，建立了多种方程式。在众多的方程式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弗里德曼－施瓦兹的货币供应方程式(简称弗－施方程)和泰根的货币供应方程式(简称泰根方程)。“弗－施方程”把货币定义在交易媒介职能的基础上，不把其他金融资产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包括在货币项目之中，从而在公式中排除了其他金融资产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这一公式假定，存款与准备金的比率、存款与通货的比率是个常数，比较稳定，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完全取决于基础货币的供给。“泰根方程”把货币定义在价值贮藏职能的基础上，充分注意到商业银行存款与其他金融资产的相互替代性，从而在公式中包含了其他金融资产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对货币供给的影响。由于商业银行存款和其他金融资产的相互替代受国民所得、利率结构、利率水平的影响，因而货币供给量不仅由货币供给主体决定，而且由国民所得和利率结构、利率水平决定。这两类方程的比较，可以看出它们假定的前提条件不同，引入的参数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哪一种数学公式更能反映经济生活中的现实?着名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的看法是：泰根的货币供应方程式是一种“新的观点”。
(四)通货膨胀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的通货膨胀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理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理论和结构性的通货膨胀理论。它们作为一种解释通货膨胀成因的理论，是以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为背景的，有其特定的内容和含义：(1)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理论认为，通货膨胀的产生是由于总需求的增长超过了总供给的增长。总需求由于货币供给的支持才成为有效的需求，总供给是按现行价格计算的可能达到的供给。因而进一步说来，这种类型的通货膨胀是由于货币的供给超过了按现行价格计算的商品和劳务。(2)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理论认为，通货膨胀的产生，不是由于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而是由于企业产品的成本增加，而企业产品成本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工人工资的增长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3)结构性通货膨胀的理论认为，通货膨胀的产生，既不是由于总需求超过总供给，也不是因为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是由于一些部门需求过旺或者成本上升价格上涨，使得另一些部门向它看齐，从而导致物价水平的上涨。这种理论实际上是综合了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分析，认为物价上涨的原因，既有需求拉动，又有成本推动。
以上三种通货膨胀理论是用三种不同的方法分析同一个问题，有三种不同的核心思想和三个不同的行为目标。(1)以总需求拉动去解释通货膨胀，是一种宏观分析法，核心思想是货币供给过多，没有闲置的资源可以利用，因而物价上涨，求得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2)以成本推动去解释通货膨胀，是一种微观分析法，核心思想是成本增加，厂商为了保持原有利润不下降，因而物价上涨，求得成本与利润的平衡；(3)以结构性去解释通货膨胀，是一种中观分析法，核心思想是某一部门率先涨价，另一些部门攀比，所以物价水平上涨，求得部门之间的利益平衡。三种通货膨胀理论的视角不同，但却都是仅就经济因素分析经济问题，不涉及制度因素、人口因素、心理因素和人为的因素。
(五)货币政策理论
货币政策理论包括：货币政策目标理论，货币政策工具理论，货币政策传导理论，货币政策效果理论，货币政策选择理论。
1．西方经济学家一般都承认货币政策有四大目标，即物价稳定、就业充分、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这四大目标并不是同时提出的，而是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发展确立的，也就是说某一个政策目标的提出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发展相关。大体说来，物价稳定目标的提出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那时西方经济社会普遍实行金本位制，货币数量的变化不能对产出、收入、就业发生影响，只能对物价发生影响，所以经济学家们提出货币政策要以物价稳定为最终目标。就业充分目标的提出是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以后，那时经济萧条，失业剧增，增加就业就成为货币政策首要关注的问题。经济增长目标的提出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那时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显着变化，即在资本主义体系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迅速增长，在资本主义体系内，联邦德国、日本战后经济迅速起飞，而美、英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迟缓，在这种状况下，西方经济学家提出货币政策的第三个目标要着力于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目标的提出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交往频繁以及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国际收支状况成为各国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因而国际收支平衡便成为货币政策追求的第四个政策目标。总之，货币政策的四大目标是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变化而提出和确立的。在某一个国家或在一个国家的某一时期中，对这四个目标的选择有其侧重点。
2．货币政策工具是货币当局用以实现目标的手段，大体说来有两大类，即一般货币政策工具和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前者，作用的对象是整个银行金融系统的资产和负债，作用的效应是整个社会的货币信用状况；后者，作用的对象是某些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和负债，作用的效应是某些领域的货币信用状况。
3．在货币政策理论中，值得关注的是货币政策传导理论，即通过什么机制发挥政策效应的理论。大体说来，政策传导理论有三种类型，即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机制；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机制；信用可供性效应的传导机制。其中又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传导机制。资产是人们拥有的财产，它包括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等，金融资产中又包括货币资产和非货币资产。资产具有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所谓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简单地说就是通过货币供给的变动影响各经济主体资产结构的调整，进而影响经济生活的变化。在西方经济学说中，由于古典学派不认为货币是一种金融资产，因而在其理论体系中无所谓“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确立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理论的是凯恩斯、弗里德曼和托宾等人。凯恩斯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理论，能够描述为以下传导机制过程：货币供给量变动
影响利率水平变动
影响人们资产结构变动
影响国民生产总值变动。弗里德曼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理论，能够描述为以下传导机制过程：货币供给量变动
影响资产盈利性与流动性的平衡
影响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价格的相对变动
影响国民生产总值变动。上述两种传导机制的比较可以看出：凯恩斯重视利率变动的作用，而弗里德曼却重视两种资产价格相对变动的作用。这是因为在弗里德曼看来，利率变动的状况是不确定的，它产生的即期效果与它的滞后效果可能相反，同时他认为人们持有的资产多种多样，能相互转化，不限于凯恩斯说的实物资产和债券。托宾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理论，能够描述为以下传导机制过程：中央银行变动基础货币
影响银行资产结构
影响货币供给量变动
影响有价证券价格变动
影响实际资产的投入产出，进而影响国民生产总值变动。托宾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传导机制理论与凯恩斯、弗里德曼的理论比较，是强调通过影响银行和非银行金融部门的资产结构变动去完成的，而这两个部门资产结构变动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货币供给量变动的作用下，使它们的资产结构“三性”失衡。
二、信用学说
在西方信用学说中，值得关注的是它的利息理论和储蓄与投资的理论。
(一)利息理论
现代西方利息理论的研究有三个特点：
1．忽略利息的社会成因和社会影响，偏重利息决定理论的研究。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利息理论的研究大体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利息或利率为什么会存在，二是利息或利率怎样被决定。可是在以后的西方利息理论研究中，却把这两个问题混同起来。最先做这种混同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费雪，他在《利息理论》中，认为：利息或利率怎样被决定的问题包含在利息或利率为什么存在的问题之中。“因为，要说明利率如何决定，就牵连到利率能不能是零的问题，即是说，利率是否必定为正数的问题”。利率如果能够是零，则利息不存在，就谈不上利息或利率的决定了。费雪的这一观点提出后，得到大多数西方学者赞同，如科纳第(J．W．Conard)在其着作《利息理论导论》中称：从逻辑上说，费雪提出的利息决定理论包括利息存在或产生理论是正确的。“只要这个简单的逻辑推理没有被证实是错误的，我将继续接受费雪的结论。”不仅如此，科纳第还进一步论证用利息决定理论代替利息产生或存在理论的合理性。他说：利息理论必须建立在影响利率的各种因素的分析之上，如果古典理论所提出的利息产生或存在的理由与利息的决定无关，那么这种理由也就不成其理由。他断言，古典利息理论是错误的。既然把利息的决定因素看成是利息存在的原因，自然就不会单独地去研究利息的产生。
2．着力利息存在的心理分析，淡化利息存在的经济因素解剖。在现代西方利息理论的研究中，不少经济学家都把利息的存在归结为人的“心理因素”，如西尼尔的“节欲说”、马歇尔的“等待说”、费雪的“人性不耐说”、凯恩斯的“灵活偏好说”等。用人们的“心理因素”去解释利息的存在，都基于“经济人”是追求个人利益的理论，都着眼于对人们在各个方面付出的代价即耗费的成本的分析。既然人们追求的是个人利益，因而付出了代价就要取得相应的补偿即“报酬”，所以在他们眼中，利息是这样那样的报酬。
3．把利息看作是收入的资本化的标志，一切收入都可转化为资本，利率是资本价值的尺度。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认为，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但在这以后，利息就成为分配理论的组成部分，按分配理论，在全社会的收入分配中，工人拿工资，地主获得地租，资本所有者获得利息，企业家获得利润。可是，费雪在《利息理论》中认为这样的划分是错误的，他说：“古典学派经济学对利息的性质及其在分配论中的地位，理解得不够清楚。他对分配下了一个错误的定义，即社会收入划分为利息、地租、工资和利润。其实地租与利息不过是衡量同一种收入的两个方法；地租是指每亩或其他物质单位的收获，而利息则是以资本价值的百分数来表示的同一收获”。他说各种收获都与原来形成一定的比例，以原本乘一定比例得收获，以收获除以一定比例得原本。如果把利息看成是资本化的标志，则一切收入都可资本化，即一切收入都可看作为资本获得利息。这样，“利息就不是收入的一部分而是它的全部了。它包括有所谓地租、利润，甚至工资，因为工人的收入也可以资本化，恰如土地或机器的收入一样。由此，利息可看作是包括所有利息、地租、工资与利润四者，而不把它们当做社会收入中相互排斥的各个部分。”费雪的这种理论，被西方经济学家接受。1934年，熊比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肯定“利息最终成为表示所有收入的形式”，1938年耐特(F．H．Knight)在《资本与利息》一文中，提出了与费雪相同的观点，均把利息看成是收入的资本化的产物。收入资本化后，其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利率。他说任何东西的价值就是它预期收入的贴现价值，而利率是贴现的尺度。
(二)利息理论研究重心
利率决定是西方利息理论研究的重心。利率决定理论要考察的是决定利率高低的因素和方式。在西方经济学中，利率决定理论大体分为三类：边际生产力利率论，局部均衡利率论，一般均衡利率论。
简单地说，边际生产力利率论是指利率的高低决定于最后投入的一个资本单位的生产力。用这一理论去解释利率高低的着名西方经济学家有：杰文斯、庞巴维克、马歇尔、费雪、克拉克等，其中杰文斯、克拉克和庞巴维克的观点具有代表性。杰文斯是边际生产力利率论的创立者，他在187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说：“利息率决定于资本最后增加量的利益”。他认为生产物是劳动的产物，随着劳动时间的延长而增加，设t代表时间，F代表一定的生产物，则当时间延长为(t+△t)时，生产物将为F(t+△t)，而生产物的增加量则为F(t+△t)－F(t)。
在时间t之内，可以得生产物F(t)，如果把时间增加△t，则△t·F(t)将成为此时间内资本化的资本额，所以利率的公式为：
这一利率公式表明：杰文斯在分析决定利率因素时，注重时间因素，如资本化的时间愈长，生产物的增加量愈小，则利率越小；反之则反是。继后，克拉克发展了杰文斯的资本边际生产力利率论，提出了“资本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按这一规律，利息率也将递减。庞巴维克虽然也是边际生产力利率论的先驱者，但他又注重分析资本供求对利率的影响，他指出影响资本供求从而影响利率的七大因素，特别强调“国家维持基金总量”、“靠社会资本维持的生产者的数量”和“从生产过程延长中获得的不同利润量”这三个因素对资本供求从而对利率的决定性影响。
局部均衡相对于一般均衡而言。一般均衡强调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供求力量的相互作用，只有使每一种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求趋于一致时，即社会经济实现了全面均衡状态时，某一种商品的价格才能决定。此时，该种商品的价格称为“均衡价格”。如果把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分别纳入货物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证券市场当中，则一般均衡是指这四个市场的供求同时达到均衡。而局部均衡则是指单一市场的均衡。按局部均衡利率论去考察利息率的高低，则有货币供求利率论、信贷资金利率论、储蓄与投资利率论等。用局部均衡利率论的方法去考察利率的变动，范围要小一些，影响的因素要少一些；因而比较具体也较易于把握。用一般均衡利率论的方法去考察利率的变动，范围要大一些，影响的因素要多一些。
用局部均衡利率论的方法去考察利率的变动虽然有上述特点，也可以说是优点，但这种方法摈弃了事物之间的相互依存、转化、协调关系。而经济生活是复杂的，影响利率的因素很多，要把影响利率的各种因素综合起来考察，就要采取一般均衡利率论。在这一方面，可贷资金利率论的先驱者熊比特，最早开始把利率的实物因素与货币因素结合起来进行一般均衡利率分析；尔后，希克斯一汉森的IS-LM利率论，从储蓄与投资、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的均衡去建立一般均衡利率；帕廷金的CC-BB利率论，从商品市场与债券市场的均衡来研究利率的决定。所有这些都是一般均衡利率论的具体运用，特别要指出的是：莫迪格利安尼用八个公式论证劳动力市场、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如何同时决定利率，从而推动了一般均衡利率理论的发展。
(三)储蓄与投资理论
现代西方储蓄与投资理论的研究中，多注重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二者的数量关系、二者的转化关系。
1．储蓄与投资的因果关系，要表明的是谁决定谁。古典经济学认为，储蓄反映货币资本的供给，投资反映货币资本的需求，在任何时候能够作为投资的储蓄是一定的，投资受储蓄支配，因此是储蓄决定投资。这种论断，自1948年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的《动态经济学导论》出版后，广为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各种经济增长理论所接受。但同时存在着投资与储蓄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是凯恩斯及其学派，他们认为：储蓄是从国民收入分配所形成的货币资本的供给，投资是从国民收入使用所形成的货币资本的需求，二者是两种不同的人所进行的经济活动。由于两种不同的人的动机不同、行为不同，储蓄与投资彼此分离，受不同的因素决定。他们认为储蓄主要取决于收入，而投资主要取决于预期的资本收益率和利率，不主要受制于储蓄，因此这二者不存在因果关系。
2．储蓄与投资的数量关系，要表明的是二者是否相等。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在储蓄与投资的数量关系上，占主流地位的是凯恩斯的“储蓄恒等于投资”理论。但在过去，凯恩斯并不是这个观点。在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中，他把储蓄与收入、储蓄与投资联系起来考察，认为“社会的货币收入”由四部分构成，即：付予雇员的薪水和工资；企业家的正常酬金；资本的利息；正式垄断的利得租金等等。在他看来生产要素有工人、企业家、资本和土地。这四者都应获得报酬，因而社会的货币收入=生产因素的报酬=生产成本。如果产品的价格按生产成本确定，则产品出卖以后企业家就会获得正常的酬金；如果产品的价格高于或低于生产成本，则产品出卖以后企业家就会获得“意外所得”。凯恩斯把这样的“意外所得”称做“利润”，并认为它可能是正数也可能是负数。如果“意外所得”为正，则将呈现为经济扩张倾向；如果“意外所得”为负，则将缩小其营业规模。要使经济既不扩张又不缩小处于均衡状态，则要使“利润”等于零。但，不论“利润”是正数还是负数都不能算做“社会的货币收入”。在确定了“收入”这个概念以后，凯恩斯认为：“我们所谓的储蓄指的是个人货币收入和他对本期消费所作的货币支出之间的总差额”。凯恩斯的投资是指社会资本在一个时期内的净增量。设这一净增量为I，“意外所得”为Q，储蓄为S，则I=Q+S。即资本净增量等于意外所得加储蓄之和。由于“意外所得”不作为收入，也就不会形成储蓄，因而储蓄便等于资本净增量减意外所得之差，即S=I－Q，这样储蓄与投资必不相等。但后来，他在《通论》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修正，他认为：
“所得=产品价值=消费+投资
储蓄=所得－消费
故 储蓄=投资”
按他的解释，这是因为对“所得”这个概念有新的解释之故。在《通论》中，他以实得利润作为雇主之所得，不再将所得区分为“正常利润”与“意外所得”。因而“就社会全体而论，所得超过消费部分(即我们所谓储蓄者)，不能不与资本设备之价值增益(即我们所谓投资者)相同。”所以，凯恩斯的储蓄与投资恒等论的核心，是从“社会全体”去考察储蓄与投资的关系，而且这样的考察要结合“所得”和“消费”去进行。
储蓄与投资相等的观点，由于凯恩斯之后一些经济学家引进“事前”和“事后”一对概念而得到进一步说明。以一定时期而言，“事前”，社会成员的储蓄行为和雇主的投资行为是由不同的人、按不同的考虑而分别作出的，没有根据来断定整个经济中储蓄必然与投资相等。但在这时期之后，即“事后”，投资中诸如存货项目的被迫增减，将必然使经济中储蓄和投资总量相等。
除凯恩斯外，从总体上去考察储蓄与投资关系的，在当代要算美国着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萨缪尔森在考察储蓄与投资的关系上，与凯恩斯的不同之点是：(1)将固定资产折旧纳入企业储蓄之中，因为折旧资金是社会投资总额(毛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2)提出了“政府储蓄”的概念；(3)将个人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量化，提出了“可支配收入”的概念；(4)提出储蓄与投资新的恒等式。萨缪尔森认为：
个人储蓄NPS=个人可支配的收入D1－消费C
企业储蓄GCS=企业可支配的收入－消费C+折旧
政府储蓄NGS=税收Tx－转移支付Tx－政府购买商品和劳务的支付G
由于GNP≡C+〔NPS+GCS+NGS〕+G
又由于GNP=C+I+G
所以I≡NPS+GCS+NGS
萨缪尔森提出的新的储蓄与投资的恒等式，是从－个很简化的宏观经济部门模型中得出的等式，内容并不很完善，论证也可以商榷。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研究储蓄与投资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如把社会总储蓄分做三部分；把个人、企业、政府的收入区分为可支配收入、转移性支付、购买性支付等。
3．储蓄与投资的转化关系，要表明的是二者怎样相互推动作用于经济的增长。在西方经济学中，储蓄与投资的转化关系，多强调利率的推动作用，认为：储蓄是利率的正函数，随利率的升降而升降；投资是利率的反函数，随利率的上升而下降，随利率的下降而上升。但值得注意的是供应学派强调税率对储蓄和投资的决定性作用。供应学派认为，不能笼统地说储蓄受收入的影响，它一方面受制于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受储蓄收益的影响，而这二者都与税率有关。高税率直接减少可支配收入，削弱储蓄的能力，减少储蓄的收益，相反，则反是。他们认为，对投资者来说，虽然利率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因为企业家是否投资，不仅要看企业收益，而且要看经济发展前景和各种生产要素的创造发明。投资收益也与税率密切相关。此外，西方经济学中对二者的转化，也注重考察人的经济行为，认为储蓄是消费者集体经济行为的结果，不同人的经济行为取决于不同的动机和预期。当消费者预期收入增加时，消费增加，储蓄减少，相反，则反是；当投资者预期利润率低于利息率时，投资减少，反之则反是。
对储蓄向投资转化的研究，在战后方得到比较切实的成果。随着这种研究的进展，金融学说也在不同的层次上得到发展。在宏观经济层次上，有“资金流动”的理论框架和“资金流量”的数量分析，可以称为宏观金融研究；在微观经济层次上，有对银行金融机构的金融媒介作用和方法的研究，或可称为微观金融研究。在宏观和微观的大层次之间，有不少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许多重大的金融问题；如下节要介绍的金融深化论，以及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的比较，金融国际化或全球化的影响，等等。这些理论涉及的问题很多，但细细考察，其核心问题还是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转化有序和顺畅，对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反之，则难免影响经济。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
三、金融深化和金融发展的理论
(一)金融深化论形成的过程
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是1973年出版的爱德华·S·肖(Edward S．Shaw)在《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中提出的。按作者的意思，提出这一概念是要强调“金融资产以快于非金融财富积累的速度而积累”。我国有的学者把这一概念相对“金融抑制”来理解，认为“金融深化”就是要解除“金融抑制”。这样看待，着眼在金融体制改革。其实，“金融深化”是金融发展的重要方面，金融深化理论讨论的是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金融、经济学界关注和讨论的问题。古典学派多注重货币的相对价格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货币学派除了注重货币的相对价格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外，还注重货币供给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但他们的研究都立足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较早地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是60年代的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Raymond W．Goldsmith)。1969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戈德史密斯的着作《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该着作指出：“金融理论的职责就在于找出决定一国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经济因素，并阐明这些因素怎样通过相互作用，从而形成金融发展”。该书使用了世界上35个最有代表性的国家的有关资料，其中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有关资料，论述金融发展的道路。戈德史密斯认为，世界各国金融的发展虽然存在着差异，但总的说来能够用两个指标去衡量：一个是金融相关率，另一个是金融结构。金融相关率(FIR)是指一定时点上现存的金融资产与国民财富之比(亦即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总额加对外净资产之比)，他认为：从几十个国家近百年的资料看，FIR有提高的趋势，但达到某一阶段后会稳定下来；发展中国家的FIR比发达国家要低得多；通货膨胀与FIR呈反向相关关系；不同的FIR与不同层次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正向相关关系。金融结构是指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在一定时期内的组成状况，在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中，会形成不同的金融结构，大体说来有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类金融结构的特点是“金融相关比率较低(约在1／5至1／2之间)，债权凭证远远超出股权凭证而居于主导地位，在全部金融资产余额中金融机构所占比例较低，商业银行在金融机构中占据了突出地位”(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文新1版，28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二类金融结构的特点是：“金融相关比率仍然较低，债权凭证仍然大大超过股权凭证，银行仍然在金融机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它与上一种结构的主要区别在于：政府和政府金融机构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从而体现出这些经济社会具有混合型特色”(同上)。第三类金融结构的特点是：“金融相关比率较高，约在1左右(也就是说，它的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相等)，然而金融相关比率有一个从3／4至
的相当大的变动范围，有时也可能上升到2的水平；尽管债权仍占金融资产总额的2／3以上，但股权证券对债权证券的比率已有所上升；金融机构在全部金融资产中的份额也已提高，金融机构日趋多样化，这导致了银行体系地位的下降以及储蓄机构和私人及公共保险组织地位的上升”(同上书，30页)。戈德史密斯认为各国金融发展的道路都能够用这两个指标反映出来。他的这种开拓性的研究，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金融业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是紧密结合的；二是金融业的发展是具有阶段性的。他的这一研究成果为发展中国家金融业的发展，进而考察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除戈德史密斯外，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与经济关系方面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爱德华·S·肖和罗纳德·I·麦金龙，他们都是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致力于研究金融与经济的关系。1960年爱德华·S·肖(与约翰·I·格利合着)出版了他们在这一方面的代表着作《金融理论中的货币》。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许多与新古典学派学说(所谓“新古典学派”学说主要指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西方经济理论界兴起的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理论)不同的观点：货币只是无数金融资产中的一种，货币不是货币金融理论中唯一分析的对象，货币金融理论应当面对多样化的金融资产，不仅商业银行有信用创造的能力，其他金融机构也有信用创造的能力；影响金融与经济关系的不仅是货币政策，还应当包括财政政策和债务政策；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不是实施货币政策的有效手段，中央银行货币控制的基本要素是控制“名义储备”和“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等。他认为，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如果局限于“静态均衡分析”是不够的，要着力于动态分析，同时对传统的分析方法“净额货币法”也提出了异议，认为这种分析方法只考察经济中的“外在货币”，不结合考察“内在货币”，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它忽视了“内在货币与外在货币的组合对经济的影响”。可以说肖和格利的这一着作出版，建立了一个以研究多种金融资产、多样化金融机构和多种政策配合的金融经济学体系。这本书论述的立足点主要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但它拓宽了金融理论和金融与经济关系的研究领域，也为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经济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路。除了教学、研究外，爱德华·S·肖还从事实际工作，对发展中国家金融与经济发展的状况有较多的了解，在实践的基础上1973年推出了他的新着《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爱德华·S·肖本人说：“本书的主旨和观点完全受作者本人亲身经历的影响。……事实是：经济活动的动力和约束条件在各个经济社会中是如此相象，以至对于不同情形的考察都会证实前页所表述的观点”(爱德华·S·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中文1版，原版前言，上海，上海三联书店)。这些观点的核心便是注重金融市场的功能，让金融市场成为经济体系中各个市场的联结纽带，推动经济的发展。肖本人说，他研究的思路是：“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中均意味着一种寻求经济自由化的倾向”。麦金龙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爱德华·S·肖的影响，尽管他的研究方法和提出的主张与肖有所差异，但基本观点是一致的。1973年出版的他的专着《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主要议题也是强调“金融市场自由化是十分必要的，怎样在不造成过大的社会和经济代价前提下实现这种自由化”。所以他们提出的“金融深化”，实际上是主张“金融自由化”。1973年先后出版的肖和麦金龙的专着，论述了金融深化的理论和提出了一整套金融改革的模式，可以说建立起了一个金融发展理论的体系。
(二)金融深化论对金融学说的发展
金融深化论在金融学说方面的发展，主要是：货币债务中介说，货币与投资互补说，金融经济发展说。
1．实质货币余额是什么?新古典学派(这主要是指凯恩斯学派)一直认为它是财富或代表财富。他们认为，实质货币余额是财富或代表财富，其意义是：(1)它是社会总收入的一部分。社会总收入的公式由Y′=Y+△(M／P)构成。由于实质货币余额与M呈正相关，与P呈负相关，因而只要M增多或P减少都要增加实质货币余额，反之，则反是。假定M不变P变动，或P不变M变动，也会使实质货币余额变动。社会总收入是在货币供给者与货币持有者之间进行分配的，由实质货币余额变动而形成的这一部分社会收入的变动，也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2)它能够带来收益。其收益公式为i(M／P)(i代表利率)。所带来的收益分配可以被货币供给体系(货币管理当局和创造存款的金融机构)占有，也能够被货币持有者占有。前者占有收益的方式是“货币发行税”，新古典学派认为，在供给的是信用货币或非金融货币的条件下，货币供给体系供给的货币是无成本的，增加供给的货币形成货币供给体系的“净收益”，即“货币发行税”。如果增加的货币供给以存款利息的形式支付给货币持有者，则“货币发行税”便转移给货币持有者。后者占有收益的方式是货币供给者以存款利息的形式支付给货币持有者。此外，货币持有者还能够从物价下跌中获得收益。(3)实质货币余额作为财富既然能够带来收益，它便是一种生产要素。这样，生产函数的总公式为Y=G(K，L，M／P)，在这里，Y代表产出，G代表函数关系，K代表物质资本，L代表同质劳动力，M／P代表实质货币余额。这三个要素是能够替换的；如果M／P增加，会导致K和L的减少，反之，则反是。(4)实质货币余额既然是财富，政府就可对其征税。征税有两种形式，一是发行货币的印花税，二是通货膨胀。征收前一种税，与其说是限制货币供给，不如说是限制货币持有；征收后一种税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弥补财政赤字。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使货币持有者的财富转移一部分给政府。
但金融深化论的代表人物之一，爱德华·S·肖认为，实质货币不是财富而是债务。爱德华·S·肖说：“任何形式的货币——硬币、纸币或存款——都是发行者的债务，而不管发行者是货币当局还是私人银行”(同上书，56页)，因而“实际[质]货币不算作社会财富，实际[质]货币的增长也不被当作社会收入，货币不是一个生产性要素”(同上书，54页)。爱德华·S·肖认为，货币当局供给货币是由政府购买商品、劳务或转移支付而产生的，它形成对“私人部门”(实际上是指社会公众)的债务净额。由于这样的债权债务关系“外在于”私人部门，因而他把由此而产生的货币称做“外在货币”。爱德华·S·肖认为，私人银行供给的货币是由私人银行购买私人部门的初级证券而产生的，它形成私人银行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债权债务。由于这样的债权债务关系内在于“私人部门”(把私人银行也看成是私人部门)，因而他把由此而产生的货币称做“内在货币”。“外在货币”以政府与私人之间的债务关系为基础，“内在货币”以私人之间的债务为基础，因此，总的说来，一般充当支付手段的货币，或者是政府的债务，或者是私人银行的债务。但是，价格水平的变动，对“外在货币”的影响与对“内在货币”的影响不同：前者，影响财富在私人与政府之间的分配；后者，影响财富在私人部门之间转移，使得一个部门得益而另一个部门遭受同样的损失。爱德华·S·肖认为，社会经济部门可分做盈余部门和赤字部门：盈余部门可拥有货币和非货币的金融资产，由于它收大于支，总会有净债权；赤字部门作为投资部门，可拥有实物资产和一部分货币，由于支大于收，它总会有净债务。如果仅从这两部门来说，净债权与净债务抵消后，不增减社会收入，更谈不上增减社会财富。爱德华·S·肖认为，货币作为一种价值贮藏的手段，可能替代物质财富和有价证券，但这种“替代”的弹性，在经济落后的社会里“逐渐趋近于0”，也就是说只有极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所以，把货币作为一种生产性要素在产出中能够随意与物质资本、劳动力替换，是不成立的。
2．新古典学派一直认为，实质货币余额与投资存在着替代效应：即实质货币余额增加——投资减少；投资增加——实质货币余额减少。引起这种替代效应的主要因素是真实利率即d-p*(d代表名义利率，p*代表通货膨胀率)的变动。新古典学派认为，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技术的条件是趋同的，商品的价格变动是可预测的，企业家增加投资的边际收益率是可预期的，资产收益率呈平均化的趋势，真实利率与投资呈反向相关函数关系。降低d-p*，就能减少人们对实质货币的持有，增加投资；相反，提高d-p*，就能增加人们对实质货币的持有，减少投资。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替代效应”。“替代效应”表明：货币与实质资本(资本、技术、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是相互竞争的替代品。
金融深化论的代表人物罗纳德·I·麦金龙认为，在不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单位是相互隔绝的，各个经济单位生产所采用的生产技术条件极不相同，所生产的同种产品的价格极不一致，资产收益率难以形成平均化的趋势，因此，企业家对未来市场上产品价格的变动难以预期，也难以预测增加投资的边际效益，在这种情况下，真实利率与投资之间不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也就是说降低d-p*，不一定增加投资，提高d-p*，不一定减少投资。在麦金龙看来，由于在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缺乏资金，需要更多的货币积累，因而提高d-p*不是刺激投资减少，而是刺激增加储蓄．而储蓄的增加有利于增加投资。所以，他们认为：d-p*与储蓄存在“互补”关系。在麦金龙看来，发展中国家经济之所以不发达，就是由于d-p*太低，甚至为负数，这可能是利率被人为地压低，也可能是由于通货膨胀，也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因此要解除人为的压制，要消除通货膨胀，使d-p*成为较高的正值。但d-p*的提高有个限度，如果d-p*提高大于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则货币持有者又倾向于持有更多的货币，而不热衷于投资，这样它们的“互补”关系，又会转变成“互相替代”的关系。
但是爱德华·S·肖不认为实质货币余额与投资之间有“互补”关系。他认为这种“互补”关系是建立在经济单位限于“内部融资”的条件下的；但只要发挥金融中介机构的作用，经济单位不限于“内部融资”。因此，他强调金融中介机构在储蓄与投资之间的作用。他与麦金龙的共同点是：都主张金融自由化，以提高d-p*，d-p*提高后有利于金融机构吸收储蓄，也有利于金融机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他认为，通过金融中介机构将实质货币余额转化为储蓄，将储蓄载化为投资，能降低实质货币持有者的风险，减少投资者的信息成本，增进投资者的收益。
3．麦金龙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着作是他完成的布鲁金斯学会交办的课题，课题完成后，即将出版时，布鲁金斯学会会长克米特·戈登作序说：“在本研究中，罗纳德·I·麦金龙描绘了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个与众不同的途径。他没有局限于资本的稀缺，而集中注视发展中国家国内资本市场上普遍可见的严重扭曲”(麦金龙：《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中文1版，原版序言，1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因为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都强调资源、实质资本、管理能力、其他要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没有把金融纳入经济发展的要素之一。但麦金龙与众不同，他强调在发展中国家，金融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概括地说，其观点是：(1)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内资本市场发展不充分、不完全，经济的发展只能靠“内部融资”，而“内部融资”要达到一定的规模，必须有一个过程；(2)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单位需要内部积累，内部积累可采取实物形式，也可能采取货币形式，采取前者的形式成本高，采取后者的形式成本低；(3)有了内部积累才能进行投资，投资与技术变革是结合进行的，但在发展中国家“割裂性的经济结构里，不同地区、部门、企业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表现为：不同规模的企业使用水平相距很大的技术，去生产同样的产品；在农村和城市存在大量失业的同时，农场和工厂仍然继续推行机械化；不同地区、部门、企业的资本报酬率极不相同。为了消除这种差异，就不能只注重现代化大企业的资本积累，更要注重中小企业的改造和提高，就要消除“金融压制”和金融垄断。麦金龙和肖都认为，在金融垄断的状况下，地下金融就很活跃，而地下金融活跃就不能有效地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要有效地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必须发展有组织的融资，只有有组织的融资才能提高融资效率。在他们看来发展有组织的融资，就是要发展银行和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在放开利率，使d-p*有较高正值的条件下，有了众多的金融机构，就能有更多的积累，就能将内部融资与外部融资结合起来，就能有效地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促使经济发展。所以，金融深化论的“金融经济发展说”不是单纯地摈弃“货币中性论”，而是强调金融机构多样化，强调通过金融市场，把发展中国家不同层次的经济与金融结合起来，以消除各地区、部门和企业的差异，实现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平稳增长。
如果把“金融深化”的程度作为经济发展的要素来看待，则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需要修正。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通常表述为这样的公式：
G=S／K=SQ
式中，G为经济增长率；K为投资与产量或与收入之比；S为储蓄倾向；Q为资本生产率，即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可能增加的产量或收入。
公式表明，在市场均衡条件下，经济增长率是储蓄倾向S与资本生产率Q的乘积。一些经济学家在运用这一公式分析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时，通常把储蓄倾向S假定为一个常量。但“金融深化论”则认为S不是常量，它受经济增长和金融深化程度的影响，也就是说，S与经济增长和金融深化呈正函数关系。把“金融深化”程度纳入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模型的公式就要修正为：G=QS(G；P)。这一公式揭示了经济增长－储蓄倾向－金融深化三者的关系，同时又表明“金融深化论”对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补充和修正。
(三)金融深化论对制度改革的设计
金融深化论为金融、经济制度改革设计的模式集中在三个方面：率先着力推动金融制度改革；把金融制度改革与财政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协调进行；实现金融体制改革与外贸制度改革的同步。
1．金融深化论者的代表人物，无论是爱德华·S·肖还是罗纳德·I·麦金龙，提出的金融制度改革方案都是：(1)放开利率。在这一方面，他们主张放弃过多的行政干预，取消对存款利率的限制，让利率由市场机制决定，使利率反映资本的稀缺程度。这样，可导致名义利率水平的上升，同时控制货币供给，抑制通货膨胀，使d-p*为正值，让人们持有的实质货币余额的收益有所增长。(2)发展多种金融机构，消除银行的垄断，鼓励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提高融资效率。(3)消除信贷配给，让资金从低效益的地方流向高效益的地方，注重对中小企业的信贷。
2．麦金龙认为，发展中国家税收缺乏弹性，即税收不能随国民收入增长同比例增长，原因之一是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了进口替代政策。这种政策开初有利于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进口减少，关税也随之减少。在发展中国家，政府收入很大部分靠关税的条件下，关税的减少无疑导致税收对国民收入的增长缺乏弹性。此外，政府对某些产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也是税收缺乏弹性的原因。税收缺乏弹性，政府收入不能随国民收入增长同比例增长，但政府支出却有弹性，这样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财政赤字扩大。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政府的选择或者增加税收或者向中央银行借款，而一般选择后者，这样会导致通货膨胀，从而减少货币持有者的实际收益，减少储蓄，加重金融压制。为了改变这种局面，麦金龙主张，财政体制改革的重心就是要使税收具有弹性，使政府收入随国民收入同步增长，以消除金融压制。其实施方案是从关税向增值税或向货物税转变。
爱德华·S·肖也强调金融制度改革与财政制度改革要协调进行，但他不完全从发展中国家“税收缺乏弹性”去看问题，而是着重从两个方面对财政一金融的相互关系作了考察。他说：一方面不少国家金融工具被用来履行财政的职能，如实行通货膨胀政策，降低实际利率，强迫商业银行以低利把钱借给政府等，前者，等于是政府向货币持有者征税，后者等于是政府向银行征税。另一方面不少国家又运用财政手段来干预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如对某些部门实行利率补贴，对某些金融资产减免税收，成立专门的金融中介机构管理有特殊用途的低利贷款等，这些做法实际上是削弱市场的作用，导致市场分割，使经济无法享有统一市场的好处，同时扩大贫富差别。爱德华·S·肖对财政一金融关系的这两方面的考察，实质上是说它们的职能界线不清楚，分工不明确，相互干预，因此，他强调金融体制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协调进行，重要的是要理顺二者的关系。此外肖也承认在发展中国家税收缺乏弹性，但税收减少的主要原因不是关税的减少，而是发展中国家贫穷，其次是征税的成本高和财政管理不善。
3．麦金龙认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实行的外贸自由化是局部自由化，其典型的表现是：开初本币高估，导致进口增加，出口减少，这样又导致国内生产萎缩；为了改善这种局面，继后又扩大自由进口的产品范围，同时鼓励引进外资支持新增进口。麦金龙把这个过程称做外贸的“局部自由化”，核心思想是通过小幅调整汇率和获得外资支持扩大进口范围，促进国内某些部门的发展。他认为这种外贸的局部自由化，会使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扭曲。原因是，虽然获得进口支持的部门得到了发展，但国内生产同种产品的部门得不到保护；虽然小幅调低本币汇率使出口商得到了好处，但引进外资一旦减少，国内经济仍会恶化。因此，麦金龙主张外贸制度改革必须推动外贸的全面自由化。其方案是：首先是消除“金融压制”，提高d-p*水平，让资金流向最有发展前途的部门，从而改善投资结构；其次是逐步减少并最终放开对所有进出口的限制，不必考虑通过对外贸易的保持来支持国内某些产业的发展，从而使各产业之间平等竞争；第三是采取“滑动的汇率平价政策”，即在开始大幅度提高国内名义利率的同时，逐步调低汇率(汇率调低的年率应等于外国与本国名义利率之差)，再减去对风险的预期，而不是一下子就将汇率调低到均衡水平，这样，进出口商也容易接受，也可能避免短期资本大量流入。总之，麦金龙主张实行金融制度与外贸制度同步改革，其核心就是要推动外贸的全面自由化，而消除“金融压制”以后，外贸的全面自由化就有了基础。
在这一方面，爱德华·S·肖的观点与麦金龙的主张有所不同，他主张从汇率制度改革去推动外贸体制的改革。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要发展就必须改善国际收支状况，而发展中国家通常国际收支困难。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经常存在着对外汇的过度需求，另一方面是外贸扭曲。前者存在的原因是储蓄倾向偏低，人们把需求转向进口商品，而后者存在的原因则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发挥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方面的相对优势，国内的产业结构不适应世界市场的变化。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交织在一起，储蓄缺口也就是外汇缺口。为了改善这种状况，他认为，首先，必须把外贸制度的改革与金融深化联系起来，尤其是汇率制度的改革。他主张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认为这样可避免本币汇率高估，也能避免外资过多流入；他主张外汇自由兑换，建立外汇期货交易市场，认为这样有利于吸收国外储蓄，能保障外商利润、利息自由汇出，而不必对外资再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总之，肖与麦金龙一样，都主张从消除“金融压制”着手，推动外贸制度改革，只不过麦金龙比较重视外贸的全面自由化，强调反对依赖外资，而肖则着重从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入手，推动外贸自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