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币驱逐良币论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中国金融出版社《中华金融辞库》第1725页（1758字）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劣币驱逐良币规律的认识。中国古代对劣币驱逐良币规律最先发现并见于记载的是西汉时代的贾谊(公元前200～168年)。西汉文帝改行四铢钱，“使民放铸”，贾谊评议当时货币流通领域的混乱状况是“法钱不立”、“民用钱郡县不同”(《汉书·食货志》)，“奸钱日繁，正钱日亡”(《新书》卷四“铸钱”)，即劣币驱逐良币。鉴此，贾谊认为要避免劣币充斥流通“法钱不立”情形加剧，则必须实行禁民铸钱、由国家垄断货币铸造权的政策。魏晋南北朝时期，货币流通异常混乱，历朝历代统治者一再实行铸币贬损政策，民间私铸盛炽，薄劣钱币充斥流通，致使币值陡落，物价腾贵。南朝的颜竣(?年～459年)从中发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他指出：“若细物(轻薄劣币)必行，而不从公铸”，“五铢、半两之属，不盈一年，必至于尽。财货未赡，大钱(五铢、半两等良币)已竭，数岁之间，悉为尘土”(《宋书·颜竣传》)。颜竣认识到如果民间私铸的轻薄劣币充斥流通领域，那么行用已久、取信于民的五铢钱、半两钱等良币则必会退出流通，为人宝藏，从而阻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唐代安史之乱后，政府财政危机日重，遂于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发行当十虚价大钱，第二年又发行当五十重轮乾元钱，并使其与原有的开元钱一同流通。由于唐政府采行铸币膨胀政策，诱使民间争铸虚价大钱，导致劣币泛滥，足重的“开元通宝”钱为人收藏，退出流通。对此，唐政府在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六月的诏书中总结说：“顷铸新钱，且是从权，知非经久；如闻官炉之外，私铸颇多，吞并小钱(小钱指足重的开元通宝钱)，逾滥成弊”(《旧唐书·食货志》)。把劣币驱逐良币这一货币流通现象清楚地载人中央政府的正式文件，足见当时人们对劣币驱逐良币规律已有相当认识。尤值一提，唐代着名理财家刘晏(公元715～780年)还曾有意识地利用劣币驱逐良币规律，迫使劣币退出流通界以整饬货币流通。刘晏在主管钱币事务后，始将各种乾元钱的法定价逐渐减至一当三，或令其平价流通——基本上使各种铜钱都按照其实际价值流通，甚或将乾元大钱的法定价值贬低到它的实际价值以下。这样，私铸者无利可图，流通中伪劣虚价大钱自然退出。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钱弘亿也曾谈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他指出政府铸造铁钱将会导致铜钱外流，而铁钱不能通行于邻国，最后会使铁钱流通国“商贾不行，百货不通。”(《十国春秋》卷八三)

宋代流通行使铜钱与铁钱，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正式收归官营的纸币至南宋逐渐成为与铜铁钱并行流通广泛的法定支付手段。叶适(公元1150～1223年)囿于把铜钱视为最良货币的传统观念，把纸币说成是兴利之臣“率意而戏造”的东西而视为不良的“虚券”。叶适指出：“造楮(纸币)之弊，驱天下之钱，内积于府库，外藏于富室”；“楮在而钱亡，楮尊而钱贱者，因其势也”(《水心别集》卷二“财计中”)。叶适较早注意到纸币排斥铜钱这一现象，并预感“十年之后，四方之钱亦藏而不用矣，将交执定券，皇皇焉而无所从事，此岂非天下之大忧乎!”。这一预言后来果然被叶适不幸而言中，宋末恶性通货膨胀下贬值的纸币已成真正的“劣币”，叶适在对纸币本质的不正确认识中发现了劣币驱逐良币这一客观事实。与叶适相似，袁燮(公元1144～1224年)也注意到纸币驱逐铜钱的现象，他在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知江州时所上的《便民疏》中说：“臣窃观当今州郡，大抵兼行楮币，所在填委而钱常不足；间有纯用铜钱不杂他币者，而钱每有余。以是知楮惟能害铜，非能继铜所不及也”(《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

明清之际，顾炎武(公元1613～1682年)主张铸造足值铜钱，他已看到“伪钱(劣币)所以日售而制钱(良币)所以日壅”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存在(《亭林文集》卷六“钱法论”)。稍后的王夫之(公元1619年～1692年)对劣币驱逐良币认识更为明确，他指出“恶钱充斥，则官铸不行，人情趋轻而厌重，国钱之不能胜私铸久矣，……恶钱不行则国钱重”(《读通鉴论》卷二十二)，十分确切地把劣币如何驱逐良币的情形作了描述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