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社会历史观大辞典》第62页（5008字）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的理论，是他当时分析社会问题和经济现象的一个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列宁指出，马克思的理论创造活动，经历了一个“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进一步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转变过程。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在自己思想转变过程中提出的，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异化理论和马克思转向经济学研究相结合的产物。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他们的异化理论都是同主体的客体的关系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异化有个主体，即谁异化；异化还有一个客体，即异化成什么。
黑格尔的异化理论是客观唯心主义的精神异化论。在黑格尔那里，异化的主体是绝对观念，即一种同人类的任何思维都无关的、独立存在的客观精神。它是唯一的能动的创造性力量，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作为客体，都是它的外化或异化。整个异化和异化扬弃的过程，就是绝对观念自我对象化、又复归自身的不断的运动过程。
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是人本主义的异化论。他把作为感性存在物的人当作异化的主体，力图从唯物主义观点阐述异化。但是，他只是说明了宗教的一个方面，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费尔巴哈认为，人是通过自己本质的异化而创造了上帝，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
所谓人的本质就是“理性、意志和心”。他说：“一个完善的人，必定具备思维力、意志力和心力。思维力是认识之光，意志力是品性的能量，心力是爱。”人把理性、意志和爱这些人的本质抽象出来，使这脱离个体的、现实的、肉体的人，成为独自的本质，这便是神。
本来人是希望借助于这种神的力量摆脱对自然的依赖，结果，神非但没有做到这一点，反倒控制了人，要人绝对地服从它。在费尔巴哈看来，揭示了上帝存在的秘密，就能消除人的本质的异化，把人的本质还给人自身，一个真正人的社会就能建立起来。
这样一种用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异化——人的本质复归来构想人类历史发展的理论，从历史观来看，仍然是唯心主义的。
在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中，异化主体既不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也不是费尔巴哈的自然的人，而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者。
关于人的本质的看法，马克思也和费尔巴哈不同。他说：“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这种自由自觉活动的集中表现就是劳动。但是，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雇佣劳动看作同人的本质相对立的异化劳动，仍然是从主体的本质以非人的方式同人相对立的角度来论述异化的。
马克思在《手稿》中，从经济事实出发，分析了劳动异化的四种具体表现：
①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同自己产品的关系，这是最直接、最容易感触到的事实。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产品是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但他并不能占有这些产品。相反，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这一事实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化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
②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
马克思认为，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产品是生产活动的结果。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中使自身异化，就不会有劳动产品和劳动者相异化。
在劳动产品的异化中，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这样，马克思就从分析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外在关系，转向分析主体自身——劳动者同自己劳动的关系。从主体的角度考察，劳动本来是人的本质，是人自身的需要。
可是，在雇佣劳动中，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即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
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且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
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象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结果，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即从事任何动物都没有的劳动机能时，都觉自己不过是动物。
马克思把劳动同劳动者相异化称之为自我异化。因为这种异化发生在主体内部，论述的是工人同自己活动的关系。
劳动产品和劳动者相异化属于物的异化，因为它是工人同自己的生产对象的关系。劳动产品统治劳动者的这种物的异化，是生产过程中工人自我异化的结果。
③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异化劳动的这一规定是根据它的前面两个规定推出来的。一方面，劳动产品的异化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
因为，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生产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即人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
物的异化也就是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现实的、类的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另一方面，异化劳动又把人的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护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这样一来，异化劳动造成如下的结果：“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的能力——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
马克思提出“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的命题，不仅以它作为对物的异化和自我异化的概括，而且以它作为过渡到人与人相异化的中间环节，马克思说：“人同他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8页)。很显然，人既然丧失了自己的类本质，那么人同人的关系就不是真正人同人的关系，而是一种异化关系。
④人同人相异化。这是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
如果说劳动产品对我说来是异己的，是作为异己的力量同我相对立，那么，它到底属于谁呢?如果我自己的活动不属于我，而是一种异己的活动、被迫的活动，那么，它到底属于谁呢?马克思极其鲜明的回答说：“如果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并作为一种异己力量同工人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另一个人。如果工人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是一种痛苦，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另一个人带来享受的欢乐。
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本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9页)。他还说：“总之，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雇主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同这个劳动的关系。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0页)。
可见，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四种表现的论述，是从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人的社会关系这两个方面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揭示了资产者无偿地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的剥削关系。这不仅触及到社会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对立关系，而且从对主体的人研究进到了对客观物质生产过程的分析，探索到人类历史的真正发源地，打通了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的道路。
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不仅分析了异化劳动的四种表现，还探讨了异化劳动的根源及其扬弃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是互相作用、互为因果的关系。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私有财产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即资本主义私有制阶段，才充分显露了这种相互作用的秘密。
一方面，只有“在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也就是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劳动才发生异化。另一方面，私有财产又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和必然后果。马克思并不满足于这种相互作用的分析，力图揭示私有制的起源。对于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究竟谁产生谁的问题，他回答说：“诚然，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外化的生命)这一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正象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性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性迷说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0页)。
如果异化劳动先于私有财产并产生私有财产，而不是相反，那么“人怎样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呢?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类发展的本质为根据呢?”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具体回答它，只是说：“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也就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2页)，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指出了一个总的方向。
马克思分析异化劳动和人的自我异化，不是为了肯定这种异化，而且要找出最终消除和克服这种异化的途径。在他看来，扬弃劳动异化的必然途径是实现共产主义。
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的扬弃来说明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既有经济学的论证，又有人本主义的论证。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限，就必然成为全部私有财产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基础。这些论述说明，马克思把废除私有制和实现共产主义看作历史的必然性，是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发展为根据的。
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在这里，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保留有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色彩，还没有摆脱以人的本质异化和复归来描绘历史的思辩传统。
总之，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在自己思想转变，即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提出来了，包含着内在矛盾。
一方面，它明显地带有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痕迹。比如，马克思把劳动异化归结为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并以人的类本质作为衡量社会的尺度，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论证共产主义的必然性。显然，这还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只能表明马克思当时还没有彻底清算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影响。
另一方面，异化劳动理论在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又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马克思着眼于经济事实，把异化劳动看作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现象，着眼于分析劳动中形成的客观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就会引导马克思抛弃用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异化——人的本质复归描绘历史的旧模式，把社会发展看作是自然历史过程，并致力于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走向历史唯物主义。
这是主要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说，在异化劳动理论中占优势的趋势，是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展。
所以，时隔不久，1845春天，马克思就写下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批判费尔巴哈的形式，高度概括地阐明了自己的新思想、新理论。
这标志着马克思最终清除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历史观的影响，走向全面创立新世界观、即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着作中，虽然还采用异化劳动概念，但已不再作为说明历史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而是用来描述雇佣劳动和资本对抗的关系，指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劳动的产物，变成支配和统治工人的异己力量，变成资本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