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社会历史观大辞典》第246页（1496字）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伪社会主义之间的一场斗争。

五四运动后，研究系分子张东荪等人，借助英国资产阶级学者罗素来中国讲学，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攻击科学社会主义，因而引起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始于1920年11月。

张东荪随罗素到中国各地讲学回到上海，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短评，接着又发表了《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说什么中国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是宣传社会主义，更不是进行社会主义运动。这些谬论当即遭到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谴责，他们在上海《民国时报》副刊、《觉悟》和《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予以驳斥。张东荪又发表了《现在与将来》，梁启超也发表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打着“社会主义研究”的旗号，更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他们的观点。对此，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在《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上，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李大钊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蔡和森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何孟雄的《发展中国的实业究竟应采用甚么方法》等，对张、梁等人的错误理论给予了有力的批驳。

这场论战持续了一年多时间，最后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告终。这场论战，实质是关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张东荪、梁启超等人虽然口口声声称“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实际上抓住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这一事实，认为中国既缺乏搞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也缺乏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提出只有“开发实业”，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才能谈得上搞社会主义。

当时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张东荪等人的主张进行有力的驳斥。第一，批判了张东荪等人片面强调经济决定作用的形而上学观点。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前提，但‘社会’决不是单由物质的条件决定的”，还必须“以政权来改造社会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革命往往发生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就是极好的例证。第二，批判了张东荪等人抹煞和诋毁中国革命阶级的存在及其具有高度革命性的谬论。明确指出：由于帝国主义的侵入和本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社会已发生深刻的分化，已形成了工业无产阶级。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贫苦农民，不但遭受到本国的地主、资本阶级的剥削，而且遭受到国际资本阶级残酷的掠夺和压迫，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有着更大的痛苦和更迫切的革命要求，因而社会革命的爆发是必然的趋势。

第三，揭露了张东荪等人所谓“开发实业”的实质。明确指出：开发实业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梁硌起等人的依靠“绅商阶级”开发实业，是“提倡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但“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

第四，驳斥了所谓只有发展资本主义，才能使国家独立富强的谬论。明确指出：中国已沦于国际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之下，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达到国家独立富强是根本不可能的。

十月革命已改变了世界的形势，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真正的出路。

第五，揭露了罗素所鼓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它只是“借资本阶级的国家立法，施行几项温情政策，略略缓和社会问题，并不是想根本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尽管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不懂得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革命，第一步应是民主主义、第二步才能是社会主义，但他们一开始就强调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批判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初步阐明了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和中国革命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