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社会历史观大辞典》第536页（4208字）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由于商品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而带来的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关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
研究这些问题对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新问题。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双向作用的过程，商品经济影响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状况，精神文明建设反过来对商品经济产生反作用，为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做出贡献。
商品经济对精神文明的影响具有二重性，既有积极一面，也有消极一面。
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发展商品经济所要求的新观念的涌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这一切，无不是以观念的形式来表达的，新观念的涌现无疑是精神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当今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由于自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仍然占有一定比重，在经济体制上又长期排斥市场调节，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首先要求观念的变化。新的观念包括：(一)对外开放的观念。
开放性是商品生产的本性。
当商品生产在一个社会内部占支配地位时，它就要求突破任何地方性限制，直到进入世界市场。商品经济越发展，对外开放的程度就越大。(二)市场观念。
在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对社会生产和流通的调节作用都是通过市场进行的。(三)时间观念即把时间同交换价值直接联系起来的观念。在等价交换原则背后真正起支配作用的，是价值规律。这个规律平等地迫使参加市场竞争的所有商品生产者改进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使各自的产品中包含的个别劳动时间达到或少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这样它就能在竞争中获胜，否则就会被淘汰。在流通领域里，资金周转的速度加快，人们就可以用少量货币来完成原先由较多货币来承担的职能。
在这种场合，“时间”就意味着金钱。(四)信息的观念。
及时掌握经济信息是市场竞争的条件之一。谁先掌握信息，谁就能在竞争中稳操胜券。(五)商品生产者的平等与自由观念。支配交换过程的是等价原则，商品交换者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平等关系即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关系，而不问他们各自在其他方面的特点和差别。
而且买卖成交，也完全是他们的自由意志的体现。“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97页)。(六)个性发展的观念。商品经济要求生产者和经营者在经济上有独立的地位，这一切反映在个人的意识上，就集中表现为个性发展和解放的要求。资本主义早期的个性解放是进步的，但这种理论的本质又是立足在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基础上的。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个性发展的观念应当区别于资产阶级个性解放和西方某些哲学流派鼓吹的个性绝对自由。它本身要求有两个方面的规定：第一，社会尊重个人才能的发挥、个人价值的实现，并尽可能为此创造条件，但这种可能性归根到底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第二，这种个性发展又必须是在集体中，通过集体，并在有利于集体的范围和限度内最大限度地实现。学会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权益的观念。商品经济要求有调整社会的商品经济关系的法律——民法来为它服务。
如果没有法律的强制力来保证，商品交易的契约就变成一纸空文。契约的平等必然表现为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是法的观念的加强和法制的完善。
二、对道德生活的影响。当商品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占有支配地位时，其直接的社会后果便是个体意识的萌发(追求个人幸福、个人物质利益和个人价值的冲动)。这一方面表现为对历来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而实际上已过时的道德传统的亵渎。
相对于旧时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来说，这正是道德生活的进步。另一方面，个体意识的膨胀，也必然带来在道德生活上带有消极性的影响：商品生产者不择手段地追求价值的冲动促使种种腐化现象和商业中的短期行为盛行，妨碍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所规定的社会生产的目的的实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个人和企业为追逐自身的特殊的、局部的利益而牺牲国家和整体的长远的、全局的利益；货币拜物教使某些人“一切向钱看”。
商品货币关系对人的奴役的结果是人的个性异化，崇高的道德理想沦丧。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冲击共产主义的人生观。
“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被某些人当作“社会法则”来推崇。尽管道德消极现象在商品经济环境下难以完全根绝，但“经济进步、道德退步”的“二律背反”并非是不可避免的法则。
只要人们通过综合治理，改善经济环境，确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仍然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克服消极道德现象，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进步。
三、对精神生产的影响。资本主义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它把一切都变成了商品，其中也包括精神生产。其结果就积极的一面来说，精神生产因商品化而第一次成为大规模的事业；出现了世界性的精神生产；产生了一支庞大的精神生产者队伍；密切了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的关系，缩短了从实验室到生产过程的距离。
就消极的一面来说，精神生产者追求的严肃学术着作，有时会同商品经济所追求的利润原则相矛盾，从而迫使某些人为获得商业价值而去迎合某些人格调较低，甚至是庸俗的情趣；严肃的精神生产者(主要指从事人文科学的)面临痛苦的抉择：或者为金钱而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感，或者为坚持后者而自甘清苦。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精神生产的商品化在许多领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如技术的商品化按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需要对文化部门进行的某些改革都属于精神生产商品化的范围，但实践经验证明：(一)精神生产有其特殊性，人们不能只把它看作商品，让它只受价值规律的支配，这样做难以充分保证文化艺术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二)在文化艺术生产中，除市场调节外，还必须有计划调节手段，否则高级的、严肃的精神生产会因此而窒息；(三)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精神生产中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是繁荣社会主义精神生产的必要条件。
四、对生活方式的影响。商品经济与生活方式的关系，说到底，是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关系。
从发展精神文明的角度看，商品经济给人带来了个性发展的生活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消费方式，改变着生活方式的节奏和频率，并与保证人的生活质量发生某种矛盾即生活方式中贯彻生态主义与经济利益的矛盾。
反过来，个性发展的生活方式，能刺激生产的消费生活方式、节奏快的生活方式也都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给它创造出合格的商品生产者。
这一切曾经发生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当然也会发生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但由于社会制度不同，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和原则是有区别的。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之一。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为了把商品经济纳入正常的、健康发展的轨道，必须不断加强这一建设。
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突出地显示出社会主义对人类社会生活进行自觉调节和引导的优越性。这种调节和引导商品经济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一)抑制个体主义泛滥，建立规范商品经济行为的秩序。按照价值规律运行的商品经济，其发展带有自发性。但这不是说，人们不可以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通过建立某种商品经济程序来缓解商品经济自发性给社会公共生活带来的消极影响。
个体主义意识的强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对个体主义的放任自流，就会出现个人的反他人、反社会的行为。
资本主义早期的意大利就是如此。那时候，“即使是在平静时期，重大犯罪也比其他国家更为常见”(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发展下去，社会会因此而陷入混乱，商品经济本身也会因此而停顿，因为资本总是要流向稳定而安全的社会环境。于是就有一批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出来力求把个体主义约束在保证社会平稳发展的轨道上。
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爱尔维修的“合理利己主义”乃至亚当·斯密的提倡人类同情心的《道德情操论》在客观上都起了这样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尤其不能把“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当作社会生活的法则。因为它的客观后果只能是个体主义的极端化。
为了抑制个体主义泛滥，不仅要有广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还必须建立起各种有利于商品经济正常发展的具体的管理规章和法律制度，如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协会，专利权(包括知识产权)制度，对市场实行严格管理，打击各种偷工减料、弄虚作假、短斤缺两等违法行为。这些规章制度实际上也属于制度化的精神文明。
(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商品经济的必不可缺的一个基本环节。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能走早期自由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的路。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自由放任势必导致社会生活中的极端利已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泛滥，最终是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只要我们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人生观的宣传同现行的政策实践正确区分开，开展学习先进人物的运动，提倡向社会作奉献的共产主义精神，是完全必要的。这种思想政治工作与发展商品经济不是相互排斥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深入，就会更有利于企业的经济发展。例如企业文化作为国际上普遍重视的一种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十分重视“企业精神”、“企业目标”和企业职工的“价值观”。
把社会主义企业的传统思想政治工作加以改进，同企业文化的管理理论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将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有力的促进因素。
(三)在商品经济环境中不放松社会主义的理想教育。商品经济肯定要长期存在。但就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来看，发展商品经济终究是手段——实现生产社会化和创造彻底消灭阶级、私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所必需的生产力的手段。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理想是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对人的奴役。因此，对社会主义企业的商品生产者应当进行关于未来的理想目标的教育，否则在改革过程中就可能方向不明，不能坚持把改革看作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甚至会随波逐流，把商品经济引上私有化的轨道。坚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想教育，关系到商品经济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