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共产主义模式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经济科学出版社《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第487页（1894字）

是苏维埃俄国在反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由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形成的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体制和理论体系。

1918年春，苏维埃俄国面临严峻的局面。布尔什维克党和政府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机中”，发布命令将全国变为一个“军营”，提出“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誓死捍卫苏维埃政权。为了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以应付战争，苏维埃政府陆续颁布实施了一系列“非常措施”。1918年夏季到1919年中期，是战时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苏维埃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通过工业国有化、总管理局制和企业管理一长制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工业管理体系；实行余粮收集制；推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实行经济关系的实物化；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军事化等等。这些措施主要是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

从1919年下半年到1921年初是战时共产主义的第二阶段。在这个期间，国内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势力基本被粉碎，国内战争已接近尾声，战时共产主义初期的各项措施却反而有所加强。具体表现在：贯彻计划经济、全面剥夺小企业、完善义务劳动、保持和发展总局管理制、加强余粮收集制、强调了农业国营化和集体化、取消货币等等。

至此，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应付战争的需要了。

正是在和平形势已经出现以后的这一系列措施，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及由这些政策所促成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已被用来作为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手段和途径了。战时共产主义体制概括起来具有五个本质特征：(1)最大限度地扩大国家所有制和国家直接管理经济的权力，在工业中把大中小型企业全部收归国有，在农业中以剥夺富农为基础，无偿占有并支配农民的粮食和其他产品，并鼓励农民走集体化道路。

(2)国家经济生活(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工业中的总局制、农业中的工人征粮队及贫农委员会、分配中的消费公社)。(3)对劳动力的强制分配。(4)经济生活的实物化，商品及货币关系的废除。(5)贯彻分配领域中的阶级原则和社会原则。

在当时特殊的国内环境下，持“直接过渡”观点的人，从普通的党员到党的高级领导人非常普遍。连列宁在俄共(布)九大上都说：“我们主张在实行劳动义务制和团结劳动者的事业中，丝毫也不能害怕采取强迫手段，因为从来没有过不采取强迫手段进行的革命”，“我们打过仗，我们胜利过，所以我们继续要把曾经帮助我们胜利的口号提出来作为基本口号：我们要完全保留这个口号，并把它用到劳动方面去，这口号就是无产阶级的坚决性和统一的意志。

”(刘克明、金挥主编，1990，P．122)而被列宁称之为布尔什维克党优秀理论家的布哈林对当时普遍流行的观点和认识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形成了一整套严密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布哈林的全部观点反映在1920年出版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里。他在这本书里宣布了“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末日。

他说，由于“市场本身不存在了”，所以“就不会有研究‘市场盲目规律’的科学的地位”。随着“市场盲目规律”的消失，“只有我们来研究有组织的社会经济，那么，政治经济学中的一切基本‘问题’如价值、价格、利润等问题就消失了。”接着，布哈林对战时共产主义体制给予了全面的理论阐述，使各项措施“上升”到了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后来，列宁概括地称之为“直接过渡”思想。

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以及与这一体制相适应的“直接过渡”思想所构成的“军事共产主义模式”，是特殊的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在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它拯救了处于摇篮中的苏维埃政权。

然而，将这种军事共产主义模式运用于和平环境，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向共产主义过渡，必将导致失败。

参考文献：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1979，《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布哈林，1981，《过渡时期经济学》，北京出版社。

陈之骅主编，1992，《苏联史纲》(1917～1937)上册，人民出版社。

刘克明、金挥主编，1990，《苏联政治经济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