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经济科学出版社《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第807页（2377字）
“集体行动问题”这一术语在经济学中的流行应归功于奥尔森(Mancur Olson)1965年的着作《集体行动的逻辑》。
所谓集体行动问题是指这样一种情境，在其中某一决策集体的单个成员必须单方面地决定是否参与提供某种集体物品。
按奥尔森的定义，“一个公共的或集体的物品为：如果一个集团x1，…，xi，…xn中的任一成员xi能够消费它，它就不能不被该集团中的其他成员消费”(奥尔森，1965，P14)。集体物品使用上的非排他性意味着它一经产生就会自然而然地为该集团的全部成员带来利益，不论这些成员是否负担了提供该物品的成本。因此，这一集团中的某些成员就有可能坐享其他成员的成果，即所谓“搭便车”(freeriding)。
集团越大，分享收益的人越多，可分享的个人收益越少，其成员的“搭便车”动机就越是强烈。奥尔森据此批评了在集体行动问题上的传统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群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常常会采取行动，以促进其公共利益，就象人们可以预期个人会为了推进自己的利益而采取行动一样。他指出：实际上，除非一个集团人数很少，或者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奥尔森，1965)。
小集团较易采取集体行动，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在小集团中，由于成员数目小，每个成员可以获得总收益中一个较大的部分。这样，集体物品就常常可以通过集团成员自发、自利的行为提供。奥尔森称这一点为经济动力。另一方面，经济动力不是唯一动力，人们有时候还希望获得声望、敬重、友谊及其他社会和心理目标，奥尔森称此为社会动力。
在大集团中，成员不可能都彼此相识，因此，大集团实际上不可能是友好团体。不论一个成员是否为集体利益做出了牺牲，他的社会地位通常不会受到影响，而在小集团中，成员有面对面(face to face)的接触，“搭便车”或逃避义务的行为会受到有效的社会性约束。
小集团的成员因此受到双重激励——经济的和社会的，这会使他们更容易参与提供集体物品。奥尔森区分了两类小集团，一是特权集团，一是中级集团。前者是指，在一个集团中，至少有一个成员愿意提供集体物品，即使由他本人负担全部成本也在所不计。在特权集团中，集体物品会被提供出来。
在中级集团中，没有哪一个成员有如此强烈的动力提供公共物品，但这样一种集团成员数目充分小，人们会注意到彼此对提供集体物品的贡献。在这样一种集团中，集体物品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被提供出来。结果如何，取决于是否存在某种集团协调或组织。
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另一办法是选择性激励(Selective Incentives)。
这种激励之所以是选择性的，是因为它对集团的成员按其对提供公共物品的贡献程度区别对待。选择性激励可以是反面的——惩罚，也可以是正面的——奖励。
强制可以被看成是反面选择性激励的特例，其作用在于提高集团成员逃避提供集体物品责任的成本。正面选择性激励的作用则在于诱发成员的贡献。奥尔森举出了许多实例。如，工会为那些参加工会的工人提供了各种形式的保险，美国许多农场加入农场组织，是因为可以获得非成员所无法拥有的一些权益。
虽然可以采用选择性激励的手段，但对一些大集团来说，这些手段的作用是有限的。选择性激励所需要的信息和计算本身也是集体物品，这些集体物品是否能被提供也服从“集体行动的逻辑”。
奥尔森在其1982年的着作中运用他的“逻辑”来解释国家的兴衰。他将个人与集团关系层次上的逻辑进一步扩展到集团与国家关系这一宏观层次，分析的构件从个人变成了“分利集团”。分利集团会降低社会效率和总收入，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剧，并最终导致国家衰落。
反过来，当战争或革命等根本性的社会变动削弱或遏制了分利集团的力量时，社会就可能走上兴盛的轨道。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并非完备(有哪一种理论是完备的吗?)，许多问题仍有探讨的余地。例如，他所分析的集体物品是那种在数量上可连续分割的物品，而对那种不连续可分的“大块”物品(lumpy goods)则没有涉及；再如，除去划小集团规模和实行选择性激励以外，是否还有其他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手段呢?又如，他对相容性和互斥性物品做了区分，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区分与其“逻辑”的冲突。
更重要的是，当他的“逻辑”从微观的个人与集团关系的层次跳跃到宏观的集团与国家的层次上时，出现了逻辑上的缺环。在微观层次上，他着重论证形成集团的困难，而在宏观层次上，这些集团不仅存在，而且力量过于强大，阻碍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此外，如果一些重大的社会变革是消解分利行为的前提条件，这些社会变革作为集体行动又如何解释呢?但无论如何，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是一种有很强的解释和预测力量的理论。从亚当·斯密(也许还要更早)以来，人们就相信那只“看不见的手”冥冥之中会引导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人自发地创造社会福利。奥尔森则将另外一种可能性摆在了我们面前：不论个人如何聪明地追逐自我利益，一种对集体和社会有益的结果可能都不会出现。
参考文献：
Olson，1965，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奥尔森，1993，《国家兴衰探源》，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