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达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经济科学出版社《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第1029页（3930字）

【生卒】：1925～

【介绍】：

中国当代着名经济学家、财政金融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应用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中国价格学会副会长，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等。

1925年出生于天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高中就读于天津最古老、最着名的天津市立第一中学，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高中毕业后因病未能报考原打算攻读的工程类大学。1946年春，黄达从北京西山进入解放区，就学于华北联合大学，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土改运动，后转为该校政治学院研究生，研究“边政建设”(即根据地建设问题)。是年末，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分配从事学校行政工作并再次参加土改运动。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后，黄达被分配到财政系金融教研室工作，从此，开始了货币银行问题的教学与科研的学术生涯。

1958年以前，黄达的研究和着述主要侧重在两个方面，一是阐明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有关货币、信用与银行的基本原理；二是介绍前苏联经济学界有关货币、信用与银行方面的理论，并已经产生了逐渐摆脱苏联理论模式的束缚、立足中国现实研究货币银行问题的学术努力倾向。

1955年，与人合作撰写《经济建设初期农村中的货币流通》一文，开始研究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这时，他已经认识到不同社会制度中的商品货币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共性，这种认识体现在他和教研室其他同志一起编写的《货币信用学》一书中，书中突出了商品货币经济中(不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货币信用的一般规律性问题。

1958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现实经济中出现的“左”倾挫折及一系列问题，促使黄达认真思考中国经济及货币金融问题，确立了从现实出发，扎扎实实从事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研究的学术追求目标和发展方向。1962年，他发表了《银行信贷原则与货币流通》一文，该文在强调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基础上，就两个理论问题提出了新见解：一是关于货币流通范围问题，在当时只把现金视为货币的背景下，他认为现金量与存款量之和构成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货币量，现金与存款的运动则构成与商品流通相对应的统一的货币流通；二是银行信贷与货币流通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在中国现实经济生活中，货币流通是以银行信用为基础的，银行贷款的扩大与收缩直接调节着流通中的货币量。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挨批挨整的情况下，黄达仍不放弃学术研究。1973年，他搜集资料，整理计算大量数据，编写出一份《旧中国鸦片战争以来农产品比价资料》，以文字、数据和图表描述了旧中国工农产品剪刀差在近百年间的发展过程。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黄达的学术研究也进入一个充分发展的成熟阶段。

黄达作为一位货币金融学家，同时又对物价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他提出，要改革，则必须调整原来不合理的比价，而调整不合理的比价，必将使物价水平在时而平稳、时而上升的交替过程中呈现整体逐步上升的趋势。但只要把物价水平的变动控制在调整比价所必需的限度内，物价的变动不会成为发展我国经济的障碍。

他提出，对于基本稳定物价的方针应该区分短期和长期两种情况。短期的物价方针，要尽可能控制物价水平上升的幅度；长期的物价方针，则应允许比价水平平稳地、小幅度地慢慢提升。他认为，采取这样的方针绝不等于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他还强调，物价理论与货币信用理论是密切相关的，并一直努力探索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1979年编写《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一书时，他打破传统体例，专设“货币与价格”一章，分析了货币流通稳定与物价稳定的联系与区别。1979年以后，黄达对财政金融领域中的许多理论问题作了更深入的探讨。

他开始从互相联系的有机系统的角度，对与货币金融有关的多方面问题进行研究。在《积累增长速度和物价水平》(1979)一文中，他专门论述了劳动生产率、积累、消费和物价水平的相互关系。

他在文中提出，国民收入的分配既要使人们当前生活有所改善，又要最大限度地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物质技术基础，从而为进一步改善人们的生活做好准备。他判断，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客观限度，而劳动者的货币收入又很难压缩的条件下，要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就不能不触动现有的物价水平。他在指出中国经济一直存在着货币供给数量过多这一事实后，又由此指出，价格改革是在种种困难中进行的，实施步骤必须谨慎。在当年黄达主持编写的《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一书中，作者把再生产过程与社会产品相对的价值方面、货币方面、资金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既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又从各个侧面的有机联系之中探寻这一整体的运动规律。

这是从新的角度，从财政信贷各有关范畴的相互关系、从国民经济总体来研究财政金融问题，即把财政学与货币银行学统一起来，对财政信贷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对比研究的一种探索。1981年以后，黄达的研究重点侧重在“综合平衡问题”方面，发表了多篇论文。

1983年，他编写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一书，是他多年从事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研究的总结，标志着他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体系的建立。黄达从中国经济现实出发，在对货币信用理论方面许多习以为常的概念和观点提出质疑并给予解析的过程中，论证了货币金融理论最基本的理论问题，阐述了他有系统的基本观点：第一，财政信贷综合平衡问题最终归结为货币流通问题，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对象就是由各种货币收支所构成的货币流通整体。第二，信用膨胀是指贷款所投放的货币超过流通中客观需要的经济过程，它的出现并非孤立地取决于哪一种贷款(如财政的透支)，而是取决于各种贷款的总规模。第三，货币投放量与货币必要量之间的关系是颇复杂的。

他把货币供应总量Ms区分为潜在货币Msp和现实流通的货币Msc；把他称之为货币容纳量的Md区分为可转化为潜在货币的Mdp和货币必要量Mdc。这些都是独到的创见，对分析货币流通内在规律有重要意义，也是研究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等种种复杂问题的一个有力的分析工具。第四，基于上述分析，黄达提出，发行短期贷款时即便坚持物资保证原则，也不一定有稳定的货币流通。因此，短期信贷并不存在自求平衡的规律。

第五，对于长期贷款问题，黄达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即所有的长期贷款，就其自身来讲，都意味着是没有物资保证的过多的货币投入流通；而长期贷款的收回则是过多的货币退出流通。各种长期信贷必须与短期信贷相互配合，统筹考虑。

基于以上分析，黄达提出了信贷收支平衡的理论模型：L2(1－r2)=L1(r1－i)(其中，L为贷款；r是贷款提出的货币中转化为潜在货币的比例；i为短期信贷所面对的物资中不能形成现实商品供应的比例；下标1为短期信贷，下标2为长期信贷)。这一理论模型把短期信贷与长期信贷、资金来源与资金运用、货币购买力与商品的可供量、银行信贷与财政透支等等问题纳入一个统一的整体，从整体上把握各个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此分析方法也是一个创见。第六，财政收支与信贷收支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互转化的渠道，因而经济生活中所要求的平衡只能是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作为一个整体的平衡；单纯追求财政收支的平衡不等于总体的平衡。1985年前后，黄达又围绕货币供给量问题进行研究，他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多少，不单纯取决于信贷政策有没有问题和对货币投放控制得好不好，而在于对国民经济的总体安排和控制，即高速发展的愿望和现实可能性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得到正确处理。对物价水平变动问题，他认为货币供给量并不是决定物价水平的惟一因素。

现实是改革难免要在货币供给量偏多的背景下进行，因此，中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系要转个弯子总要有一个过程，求之过急是不行的。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黄达在继续原有领域研究的同时，集中精力进行货币银行理论的教学基础建设，并于1992年出版了由他主编的《货币银行学》。

从古今中外的角度看，这本教材的视野较为开阔，并注意给读者以进一步思考的余地，在大学学生中流行颇广。近些年，他仍然从事原有领域的研究，并从不同角度提出深入探讨的途径，如“从不完全工资、成本、价格向比较接近完全工资、成本、价格的转化”、“宏观资金配置格局”，等等。

参考文献：

黄达主编，1957，《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黄达主编，1959，《货币信用学》(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黄达，1964，《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货币和货币流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黄达，1981，《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与人合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黄达，1984，《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中国金融出版社。

黄达主编，1992，《货币银行学》，四川人民出版社。

黄达，1997，《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刘曼红，1989，《立足现实，研究中国经济问题——黄达传略》，载《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传略》(四)，辽宁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