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经济科学出版社《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第1047页（5396字）

【生卒】：1930～

【介绍】：

中国当代着名经济学家。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评议组成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祖籍江苏仪征，1930年11月22日生于南京，曾在上海读小学、初中。抗战期间全家迁居湖南沅陵。1949年初，在南京金陵大学附中毕业并被保送进金陵大学，因抱“工业救国”之志而选择化学工程专业。

全国解放后，曾任湖南沅陵教育用品消费合作社会计。1951年8月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

大学期间，对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的理论发生兴趣，注意研究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大论战中涉及的有关问题。大学毕业后，留校长期从事资料编译工作，后转为教学。

在从事资料编译工作时，曾翻译许多着作，在翻译波梁斯基的《外国经济史(封建时代)》和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时，厉以宁阅读了大量有关西欧经济史方面的文献，获益颇多，不仅大大扩充了经济史知识，而且认识到要搞好经济学研究，必须与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研究结合起来，同时要对整个东西方文明进行比较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有深刻的认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厉以宁的教学和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他不仅开设了十余门课程，成为北京大学优秀教师、北京市和全国教育系统的先进教师、劳动模范，而且研究和写作也进入高峰。

从1979年到1998年，他先后出版了《教育经济学》(1984)、《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86)、《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1986)、《国民经济管理学》(1988)、《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1989)，《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1991)、《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1994)、《经济学的伦理问题》(1995)、《转型发展理论》(1996)、《经济·文化与发展》(1996)、《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1997)、《经济漫谈录》(1998)、《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1998)等30余本着作，发表文章约有200多篇。这个时期，虽然厉以宁开课讲授的课目和科研着述的范围都相当广泛，其中有相当份量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展开和深入，厉以宁学术活动的着眼点和落脚点集中到他早已向往的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特别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上，因为他早就认为中国经济的传统模式迟早会发生变化。

在对传统经济体制下中国经济中的问题的切身感受的基础上，通过对各国经济史的考察和各派经济学说的对比分析，厉以宁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的思考日益深入，他已经不满足于兰格的改革理论，而逐步形成了他的有系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他自己曾把这一理论归结为三个组成部分：二次调节论、平衡非目标论、所有制改革论。二次调节论是厉以宁关于社会计划与市场之间关系的观点的概括，他认为，必须首先确定社会主义具有商品经济的这一基本属性，市场本身有一种自行调节的功能。

因此，市场调节是“第一次调节”。但市场调节也有各种局限性，因此有必要进行政府调节，而政府调节是“第二次调节”。二次调节是层次问题，是并存和互补的。这种二元机制表明，市场能办到的，政府不要管它；政府只办市场办不到的事情。他指出，“第二次调节”是依据客观经济规律进行的调节，而为了实行科学的政府调节，必须提高政府部门的效率。

因为，经济调节比采取行政手段、间接控制比直接控制、指导性计划比指令性计划都要求有更高的管理水平(1986)。厉以宁认为，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的协调问题。

微观经济活跃与否，不能脱离宏观经济而独立存在，宏观经济的稳定也有赖于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厉以宁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平衡和非平衡问题有独到的研究。

他提出的平衡非目标论认为，平衡只是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一种方法，它本身并不是目的。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当建立长期的、动态的观点。在这个动态过程中，从来不会有绝对的平衡，至多只能有相对的平衡。

但动态相对平衡和不平衡仍有一个区别，存在某个数量界限。动态相对平衡是一个区域，即以平衡点为中心的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内，不会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行，也不会妨碍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

他认为，要保持经济的正常运行，从经济本身来考察，主要是指经济中若干重要比例关系大体上能适应；从社会角度来考察，问题较为复杂，主要是任何改革都必须考察社会承受力的大小。社会承受力有一个临界点，它受以下三个因素影响：(1)居民对政府及其政策的信任程度。(2)居民对经济前景的预测。(3)居民对经济变动的心理准备(1986)。

厉以宁认为，即使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后，总量失衡和结构性失衡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仍有可能出现，而对总量失衡和结构性失衡的调节是必要的，但这决不意味着要以静态的绝对的平衡目标来代替动态的相对的平衡目标。为了达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总目标，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不一定需要使每一个时期的财政收支保持平衡，或使每一个时期的国际收支都保持平衡，或使物价绝对稳定不变，或使所有的部门都保持平衡的增长率等。

厉以宁关于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更为着名。他认为，中国经济是非均衡的。非均衡经济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非均衡，可称为第一类非均衡；二是市场不完善和企业无活力条件下的非均衡，可称为第二类非均衡。

当前中国经济属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企业改革，使企业真正具有活力。如果不进行所有制改革，企业的利益、责任、刺激、动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所有制改革的关键是突破传统的全民所有制形式，把传统的公有制改为新型的公有制。

关于新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厉以宁以提倡股份制改造而闻名。他认为，通过所有制改造而建立的股份制企业，是一种新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它能体现劳动者群体作为生产资料主人这一公有经济的本质特征。不仅如此，企业的股份化是公有经济的扩大，而不是公有经济的削弱。

因为通过股份制改造，公有经济所支配的资金量将扩大。厉以宁认为，所有制改革要因部门而异，因企业性质和规模而异。改革后的所有制结构体系包括：(1)不实行股份制的少数特定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

(2)原有的小型国有企业改为租赁、承包或卖给集体。(3)某些小型国有工业企业可逐步变为合作经济性质的企业。(4)一般行业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改为有限责任制的股份企业。(5)原有的中外合资企业和新建的中外合资企业一律是有限责任制的股份企业。

此外，还存在一定数量的个体企业。厉以宁还提出社会主义控股制的设想，即实行控股制之后，一个由政府控股的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可以实行跨部门、跨地区的生产经营，并通过层层控股，建立自己的子公司、孙公司，形成社会主义的企业集团。

在所有制改革问题上，厉以宁强调中国需要企业家精神和真正的企业家。

厉以宁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鲜明地提出了要重视“人”的问题。他认为，只有重视“人”这个层次的研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厉以宁把经济学研究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经济体制及既定经济体制下的经济运行；第二个层次，是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第三个层次，是人在社会中的地位。

厉以宁批评了传统政治经济学不重视人、人的福利和人的发展问题的弊端。他提出，禁欲主义决不是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起码的生活标准也决不应当成为劳动者不可逾越的界线。

厉以宁从社会经济活动的特殊性质，即“人”作为经济研究的对象和“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主体之间的特殊关系出发，强调必须根据这一特点来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特点和社会的发展趋势，加强对“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的研究(1986)。在关于“人”的研究中，厉以宁指出，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探索如何在东方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和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之外建立符合社会主义伦理原则的新价值观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建立新的价值观念，这是一个难题，但我们必须努力去解决。

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观念的转变是比经济体制改革更深刻的一场革命，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1986)。厉以宁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需要研究有关生活的意义、创造与享受的关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等问题。只有从人的现实生活出发，既肯定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又重视精神生活的重要作用，既把美好的生活看成个人应当通过自己的创造去争取实现的东西，而又把它与整个社会事业和国家的前途联系起来，同未来的利益、未来的希望联系起来，这才是对“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中的地位”的正确理解(1986)。

正是由于厉以宁把对“人”的研究作为经济研究的最高层次，所以他把自己的研究扩大和延伸到与“人”有关的诸多领域。在关于教育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厉以宁强调人才培养的意义。

他认为人力投资的意义不仅表现在资本投入量与产出量之间的比率的变化上，同时，人力投资又是一种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所必要的投资，在这一层次上的人力投资的意义在于，它所着重的是“人”，是“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将走向何处”，而不仅是“生产力发展到何种程度”(1984)。在关于福利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厉以宁着重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平等主要是指生产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机会均等、现有生产力水平上的按劳分配；而效率也正是在这三者基础上的效率。厉以宁提出了一个评价福利状况的概念，即“综合的生活保障感”。

在关于消费经济问题的研究上，厉以宁认为中国现阶段实行低收入低消费政策是与国情、国力相适应的。中国由目前的低收入低消费逐步向高收入高消费过渡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但不能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而人为地提前实行高消费的政策，应当充分估计到这一转化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新问题。关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厉以宁认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历史使命在于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把理论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要有理论勇气，不应当局限在经院式的研究中。

厉以宁预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将会出现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经济学派。而且不同学派之间的争鸣，将在日益提高的层次上进行，这是中国经济学繁荣兴旺的标志。厉以宁目前正在把自己的研究向经济伦理学、经济哲学的层次推进。此外，厉以宁还是一位诗人，《厉以宁词一百首》已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1998)。

参考文献：

厉以宁，1979，《论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说》，商务印书馆。

厉以宁，1984，《教育经济学》，北京出版社。

厉以宁，1984，《消费经济学》，人民出版社。

厉以宁，1986，《体制·目标·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厉以宁，1986，《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

厉以宁，1987，《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人民日报出版社。

厉以宁，1988，《国民经济管理学》，河北人民出版社。

厉以宁，1989，《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中国展望出版社。

厉以宁，1990，《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

厉以宁，1992，《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北京大学出版社。

厉以宁，1994，《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

厉以宁，1995，《经济学的伦理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厉以宁，1996，《转型发展理论》，同心出版社。

厉以宁，1996，《经济·文化与发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厉以宁，1997，《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湖南出版社。

厉以宁，1998，《经济漫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

厉以宁，1998，《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

厉以宁，1998，《厉以宁词一百首》，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何荔，1990，《“人”的研究——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厉以宁传略》，载《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传略》(五)，辽宁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