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体、科学、教育 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史学名著题解》第54页（4813字）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着名的纪传体通史，一百三十篇，西汉司马迁撰。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他的生卒年代，因史无明文记载，所以历来异说很多，据近人王国维所撰《太史公行年考》，认为他当生于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卒于前86年(汉昭帝始元元年)，享年六十岁。

司马迁之所以能写成这样一部伟大的史学名着，是有其深刻的主客观原因的。从客观方面看，他所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汉最兴盛繁荣的时候。

从刘邦建立西汉起，经惠、吕、文、景，到汉武帝时，已有七八十年了，当时不仅政治方面比较稳定，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文化学术方面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这就为司马迁的着述提供了便利的客观条件。从主观方面看，又可分为两点：一是家学渊源和继承父志；二是本人具备的才能和坚强的毅力。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有渊博的学问，曾担任太史令，掌管国家的图书典籍和天文历法等事。

太史令这个官职，本有撰述历史的任务，所以司马谈早就打算编写一部史书，把从春秋时期以来的史事，详尽地记录下来。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他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他嘱咐司马迁一定要完成他的未竟之业。在悲痛之中，司马迁流着眼泪答应了他父亲临终的遗言，决心要完成编写史书的任务。

司马迁的史学才能和他勤奋学习是分不开的。十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诵读古文，二十岁出游，以后多次出使，走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今天的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四川、云南、甘肃等省，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他到处考察古迹，搜集传说，采访遗文佚事，为他以后着书创造了有利条件。

司马谈死后，他承袭父职，担任太史令，有机会读到国家收藏的图书典籍和各种档案材料，更为他编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史记》记载着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到汉武帝时期，将近三千年的历史事迹。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本纪是以朝代或帝王为主，按年月记其大事，为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司马迁实事求是地根据史料的繁简情况，采取详近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如夏以前的传说时代的几个帝王，总括在一起写一篇《五帝本纪》；夏、商、周每个朝代写一个本纪；而到秦，则分为两个本纪，一写秦始皇以前的诸侯时代，一写秦始皇统一到秦二世的灭亡。到汉代，因为时代最近，史料也多，于是一个皇帝写一个本纪。

例外的是项羽虽未当皇帝，也列入本纪，这是因为在秦汉之际有四、五年时间，“政由羽出”，实际上项羽的地位相当于皇帝，从历史实际出发，所以也就把项羽列在本纪之中。

年表是把重要的历史大事或历史人物，按年代或时期用表格的方式表示出来，以简驭繁，一目了然，便于查检。

如春秋、战国时期，列国林立，头绪纷繁，有了《十二诸侯年表》和《六国年表》，非常便于查阅，以了解各国之间的关系。汉兴以来的几个功臣表，对于了解汉初的政治情况，也很有帮助。

书是专记典章制度方面的兴废沿革的，《汉书》改称为《志》，以后的史书多用《志》这个名称。《史记》中的八书，记载典章制度的各个方面虽还不够十分完备，以后班固撰《汉书》时，即有所增益，但首创之功是难能可贵的。

正是由于司马迁开了一个好头，以后的撰史者才重视这一部分内容的记述，以致发展到写成专史，嘉惠史林。

世家是专记诸侯世系活动的。

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为了反映这一时期的历史，用世家这种体裁来记载诸侯国的情况，是十分妥切的。

秦以后，历代多为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诸侯林立的历史状况已不复存在，所以这一部分内容没有了，世家这种体裁也就用不着了。

《史记》以后的纪传体史书，便无世家这一名目了。在这一部分中，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这是一种例外。因为到汉武帝时，儒家学说已发展到独尊的地位，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所以把他列入世家，反映了当时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

陈涉是第一个起来反秦的农民领袖，在推翻秦王朝的过程中，是有功劳的；同时他又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形同诸侯，只是时间不长而已。司马迁把陈涉列入世家，如同把项羽列入本纪一样，是从历史实际出发，是有他独到的见解的。班固在《汉书》中，把项羽和陈涉一同降为列传，虽然主要是由于体例不同，项羽既不便列入汉朝的本纪，《汉书》已无世家这个名目，同时也反映班固思想的保守性。

列传是记载帝王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

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樊郦滕灌列传等。

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但是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的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七十篇列传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把自序摆在全书的最后，这是古代学者着书的惯例。

用本纪、列传这种体裁编写历史，是司马迁的一种独创。

自从纪传体《史记》出现以后，历代不少史家都沿用这种体裁来编写史书，并且把用这种体裁编写的史书称为“正史”。一部《廿四史》即是如此。

可见《史记》对后世影响之大。不过从内容方面看，《史记》记事是从远古到西汉，属于通史性质，而其他纪传体史书，都只记一个或几个朝代，是断代史性质，这是它们之间不同的地方。

《史记》不仅在体例方面有创始之功，同时在史料收集的广泛，论断的精审卓越，文笔的生动通俗，均有其独到之处，是其他封建史家远远赶不上的。首先，《史记》一书是在广泛的收集史料以后写成的。司马迁不仅把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经史典籍以及诸子百家之书，都收录进去了，同时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还没有笔之于书的社会上的口说流传材料，也都吸取了。此外，他在多次出游途中，通过采访和实地调查，也收集了不少史料，这些也都成了他编书的内容，这一部分，尤其可贵。

如关于黄帝尧舜的事迹，他在游历中听到各种不同的传说，他选择了其中比较合理的部分，写成了《五帝本纪》。又如在《淮阴侯列传》中，他讲到在淮阴时，当地人曾述说韩信虽贫穷，但志向却与众不同，母亲死了要求葬在高敞的地方，待他将来发迹时，可以在其旁安置一万户人家。司马迁亲自去察看了韩信母亲的墓地，证实确有那么一回事。正由于取材广泛，加上严谨认真地对各种材料加以别择去取，淘汰了那些不可信的言论，因此，《史记》一书，记事翔实，内容丰富，历来为人们所称道。

其次，《史记》在评价、论断史事方面，比起其他封建史家来，要高明得多，其进步性是非常明显的。班固批评它“是非颇缪(谬)于圣人”。

从这句话就完全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并没有完全为封建的正统思想——也就是儒家思思所束缚，因而能够较多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在某些方面作出较为科学的论断。例如，其他“正史”对封建帝王都是歌功颂德的多，而在《史记》中虽也不乏颂扬之处，同时却能勇敢地揭露封建帝王的腐朽和贪婪，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某一个侧面。

如对汉武帝迷信方术，信用酷吏等叙述，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司马迁在评价秦始皇的时候，也与当时一般人只知骂秦始皇是暴君不同，而认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

在这里既有批评，同时又充分肯定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历史功绩。

最后，《史记》不仅是一部史学名着，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着。它的许多篇章，脍炙人口，是古代传记文学的典范。文笔生动，语言精炼，刻画人物的性格、特点，栩栩如生，这些突出的特点，都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史记》也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这是毋庸讳言的。司马迁毕竟是生活在二千年前的那个社会，他的思想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

从史观来说，基本上是唯心的，即个人英雄史观。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方面，也有不少疏漏和前后抵牾的地方。

《史记》记载着上下数千年的史事，涉及广博的史书，以一个人的力量来编撰成书，要做到没有遗漏和矛盾，那是难以办到的。《史记》虽然存在缺点，却并不能因此就贬低它的价值。

从《太史公自序》来看，一百三十篇的《史记》，司马迁在当时是全部写成了的。

但是在以后的流传过程中，却有残缺。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曾说，《史记》“而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时魏人张晏注解说，司马迁死后，散失了《景帝纪》、《武帝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

元帝、成帝的时候，褚少孙补其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这样看来，《史记》在西汉末就已有散佚，所以才有褚先生的补撰之作。

今本《史记》中，凡是褚少孙所补的部分，都冠有“褚先生曰”字样，极易区别。但是在《史记》中，尚有其他入增补的文字，至于是什么人所补，就难以考察清楚了。

由于《史记》的“是非颇缪于圣人”，两汉时期的统治阶级是厌恶甚至诋毁这部史学名着的。如东汉司徒王允，就称它为“谤书”。

这样一来，从西汉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传习研究的人都比较少，正如唐司马贞所云“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史记》远不如《汉书》那样，为当时的封建学者们所重视。从唐代开始，学者们对《史记》才逐渐看重起来，经宋元到明清，研究的人既多，写出的有关《史记》的着作，也十分可观，这就为我们研究《史记》，提供了许多方便。现在通行的《史记》三家注，是南朝宋人裴骃的《集解》，唐司马贞的《索隐》和唐张守节的《正义》。三家注原本单行，北宋时始合为一编，把各家注文散在《史记》正文之下，阅读起来比较方便。以后刻印的《史记》，一般都是有三家注的本子。日本汉学家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这是一部较有参考价值的书，它收集的资料比较丰富，有些在我国还是罕见的材料。

但内容略嫌芜杂，清代有些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没有完全吸收进去，是它的不足之处。

有关研究《史记》的各种专着中，以清人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一书，用力最深，参考价值较大。

此书三十六卷，梁氏花了二十年的时间，对《史记》作了全面的考察与校订，然后撰成。

钱大昕称它可与三家注并列而成第四家，不为过誉。1981年，中华书局已将此书作为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之一，点校出版，甚便参考。

现在保存的最早的《史记》刻本，是南宋绍熙年间黄善夫刊本，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史记》，就是据这个本子影印的。

明清以来，刻印本、排印本、影印本、石印本等，种类很多，不下几十种，其中以清武英殿本最为流行。解放后，党和政府组织人力，点校二十四史，《史记》最先完成，于195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新出版的点校本《史记》，分段标点，把三家注摆在每段正文之后，眉目更为清楚，是目前最好的一种本子。

但它只有三家注，集大成的新注本《史记》，尚未问世。选注本《史记》比较多，其中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王伯祥的《史记选》，注释最为详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