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
出处：按学科分类—马列 山东人民出版社《《资本论》辞典》第311页（4156字）
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的起点和基本阶段。
机器大工业产生和发展起来后，从1825年资本主义经济第一次遭受危机的侵袭以来，经济危机就象彗星一样有规律地反复出现，周期地打断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进程。它充分显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在《资本论》中虽然没有专门的篇章集中分析危机问题，但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各个侧面作了深刻的论述和全面的分析。
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来自商品的交换过程包含着矛盾的和互相排斥的关系。
在分析《货币或商品流通》时，马克思指出，“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作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的运动形式。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23·133)。
因为在商品流通取代直接的产品交换后，产品交换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为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变成卖和买这两个互相对立的独立过程之间的内部的统一。卖和买这两个主要的流通因素在空间上和时间上是分离的，这就包含了二者互相脱节的可能。
当这种作为独立过程的卖和买之间的对立达到一定程度时，统一就要强制地通过危机显示出来。
马克思把这种在简单商品流通中由买卖脱节引起的商品销售困难称作是危机可能性的第一种形式。(见26Ⅱ·582)同时还指出，当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出现后，又会出现危机可能性的第二种形式。(见26Ⅱ·582)即由商品的让渡同商品价格的实现在时间上互相分离而产生的危机可能性。
因为在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时，等价的商品和货币不再同时出现在卖的过程的两极上，买和卖进一步分离了。货币在商品让渡同商品价格的实现这两个不同的时刻，担当着不同的职能：在让渡商品的瞬间和各种支付互相抵销时，货币只是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职能；而当支付日期到来，多种支付无法互相抵销而必须实际支付时，货币却充当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即充当绝对商品或一般商品，要求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变成坚硬的货币。这就使“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23·159)在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中，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W-G是为了通过货币来满足某种需要；而在必须支付时，货币成了W-G的目的本身。
欠债的买者如果不能把商品变为货币，将打乱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造成货币危机。
但是，在简单商品流通中所包含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只是危机的最抽象、最一般的形态，只是危机在形式上的可能性，即危机的形式已经存在，它还是没有包含危机的内容、起因和根源。
因为在简单商品流通中，交换的最终目的是消费，是满足需要，总之，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本身，更不是价值的增殖。因此，危机仅仅是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23·133)要考察危机的现实性，需要“就危机来自作为资本的资本所特有的，而不是仅仅在资本作为商品和货币的存在中包含的资本的各种形式规定，来彻底考察潜在的危机的进一步发展。”(26Ⅱ·585)而这在分析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中，并没有增加危机的任何新的要素。虽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因而，“潜在地包含着危机的要素”，“但是在生产过程本身，这一点是表现不出来的，因为这里不仅谈不到再生产出来的价值的实现，也谈不到剩余价值的实现。
”(26Ⅱ·585)因此，在第一卷中，马克思除了分析危机的可能性以及说明经济危机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外，没有进一步对经济危机问题展开分析。
在本身同时是再生产的过程的资本流通过程中，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的价值的增殖通过流通过程中而成为现实的价值增殖，从而在考察简单商品流通时已经暴露出来的危机的可能性，通过直接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分离以更发展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在第二卷中，马克思进一步考察了经济危机问题。在分析资本的循环时，马克思指出，由于商品的消费不进入这个商品从中出来的资本循环，因此，“在一定的界限内，尽管再生产过程排出的商品还没有实际进入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再生产过程还可以按相同的或扩大的规模进行。”(24·89)这必然增加生产和流通之间的脱节，发展他们之间的对立，从而导致危机的爆发。在分析资本的周转时，马克思通过对预付资本周转的周期的分析，探讨了周期性危机的物质基础问题。
(见24·207)在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时，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条件和实现形式之间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社会总产品的实现，不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都是以一系列必要的平衡为条件；而它的现实形式则是一系列单方面的交易，包括各种彼此独立进行而又互相交错在一起的流通过程。“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呈现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原因。”(24·559)因此，这些平衡条件就会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
“因为在这种生产的自发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24·558)
虽然马克思在第二卷中通过对资本的流通过程的考察，进一步说明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发展及其周期性的物质基础，但由于第二卷还只是对作为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统一的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一般的考察，还不是研究资本的实际运动，“因此，对于再生产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危机的萌芽，在论述再生产的这一部分只能作不充分的叙述”(26Ⅱ·586)。由于“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26Ⅱ·585)，因此，只有在第三卷中，马克思才对经济危机的现实性，对危机的内容、起因、根源和意义等进行了全面的论述。
经济危机作为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的技术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有的经济现象，它所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就其内容来说，不是一般的绝对生产过剩，而只是相对的生产过剩，即相对于资本增殖的需要来说的生产过剩。马克思指出：“生活资料和现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产得太多了。正好相反。
要使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象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25·287)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是取决于生产和社会需要即社会地发展了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而是取决于利润和利润率的水平。
“因此，当生产的扩大程度在另一个前提下还远为不足的时候，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25·288)
这种相对的生产过剩，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同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使劳动本身由于协作、分工以及劳动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而组织成为社会的劳动；另一方面又使生产资料不再表现为直接劳动者的财产，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表现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见25·296)这就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的、与人口相比显得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比人口增长快得多的资本价值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狭小的基础，同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相矛盾。马克思指出：“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25·296)这是因为，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这不仅因为它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刺激，而且还“是由生产方法本身的不断革命，由不断和这种革命联系在一起的现有资本的贬值，由普遍的竞争斗争以及仅仅为了保存自身和避免灭亡而改进生产和扩大生产规模的必要性决定的。”(25·273)但另一方面，这种绝对发展的生产力的趋势又受到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的限制。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
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因此，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25·548)
马克思还揭示了经济危机的意义。一方面，“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25·278)另一方面，危机又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决不是发展生产力和生产财富的绝对形式，相反地，它会在一定点上和生产力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相冲突。因而表明“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25·289)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理论的阐述是同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危机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马克思着重批判了李嘉图、穆勒等只承认有局部的生产过剩，而否认普遍的商品生产过剩的可能性的“买和卖形而上学的平衡”的理论，指出这种理论把资本主义生产仅仅看作以直接满足生产者自身需要为目的的使用价值生产，并把资本主义流通等同于简单的物物交换，因而完全否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本质的规定性。
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批判了西斯蒙第、洛贝尔图斯等把危机归因为消费不足的理论，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各种和善意或恶意无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不过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往往只是危机风暴的预兆。”(24·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