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罗肯尼斯，J．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经济科学出版社《西方经济学大辞典》第1210页（2090字）
1921～
阿罗1921年8月23日出生在纽约市。
1940年和1941年分别在纽约市教育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数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在统计学家、经济学家H·霍特林的影响下继续学习经济学。1942～1946年在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部服役。1946～1949年，阿罗既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又是考尔斯经济委员会的副研究员。
1949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学位，从这年起，阿罗开始在斯坦福、哈佛等大学做经济学、统计学和运筹学教授。阿罗1957年获得美国经济学会的克拉克奖章，并被推选为国家科学院院士和哲学学会会员，同时他也是艺术科学院院士和经济计量学会、数理统计学会和美国统计学会会友。他在1956年担任过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63年担任管理学会会长，1973～1974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因其在一般均衡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而与约翰·希克斯共同荣获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除了在一般均衡理论领域的成就之外，阿罗还在风险决策、组织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和政治民主理论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
阿罗政治民主理论的中心观点是：社会中每个人对各种事物都有自己的偏好。由于信息获取的差别和利益的矛盾，每个人的偏好是有差别的。如何把有差别的个人偏好汇集成社会偏好，是至关重要的社会选择问题。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社会选择的方法有投票表决和市场机制两种。人们认为社会选择方法都满足广泛性、一致性、独立性和非独裁性四个条件。但阿罗独具慧眼，运用当时经济学家们还不熟悉的数理逻辑符号体系，对多数投票规则提出了疑义，这就是着名的“阿罗投票悖论”。阿罗认为，投票僵局不仅会在以多数规则为基础的制度下发生，而且还会在除独裁制度之外的任一种可设想的制度下发生。因此，在逻辑上是不可能把个人的选择类加或间接地通过政党和国会议员来操纵“制度”，例如把所有的备选方案限于两个备选对象。阿罗定理对政治哲学和福利经济学都产生了惊人的影响，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经久不衰的广泛讨论。
布劳(1957)认为，最初的许多论文和着作歪曲了阿罗定理。但阿罗定理经受住了所有技术上的批评，也没有在相关领域受到挑战。然而，它对福利经济学的意义往往被误解为隐含着“社会福利函数”(A·伯格森)的不可能性。
伯格森的社会福利函数宣称：竞争均衡能够得到任何帕雷托最优解，前提条件是经济中原始收入是以一次总收入的方式决定的。因此，它所表达的就是社会对这些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方向的一致性。阿罗定理至少在两个方面给出了有益的启示：一是民主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它不是像卢梭所理解的那样能够达到“公意”，而是像波普尔理解的那样能够防止“最坏”情况的发生。
二是市场机制不能作出合理的选择，而应积极探索其他非市场的多种有效率的手段。
阿罗对“一般均衡存在性”的证明是1953～1954年与德布鲁合作进行的，成果主要载于一篇经典论文《竞争均衡的存在性》(载《经济计量学杂志》1954年7月)。19世纪的瓦尔拉定理认为，只要计算方程和未知数个数一样多，经济在所有市场中同时存在均衡。
但长期以来的数学证明令人生畏。
阿罗和德布鲁使用新的数学技巧(不动点定理和凸性理论)，发现完全竞争条件下多市场均衡的存在要求所有货物和劳务有期货市场。这个发现对一般均衡理论的实际意义投下了阴影，而且阿罗的多数着作是试图证明一般均衡理论仍然是健全的，即它适应于没有期货市场的经济。
在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对商品集、消费者和企业都有相应严格的假定。一是模型中没有企业股份的交易；二是模型中不出现破产；三是模型中不出现货币。
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是新古典主义模型，它部分地产生于其个量性质的假定，以及它关于自由进入市场潜在效能的结论。一些研究方法扩大了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分析的范围，同时又保持了新古典主义方法上的经济行为者最优化、理性预期和均衡等前提。模型也扩充了均衡的概念，以纳什均衡替代了竞争均衡。另一方面，模型保留了理性预期概念。
未来的一般均衡模型面临任何系统地阐明一个合意的有限理性概念，同时又不丧失作出规范结论的可能性。
阿罗认为，组织识别一个潜在决策变量比选择一个变量值要困难。
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及其相应的新技术符合供求规律。
企业的创新就是赶在其他企业之前把某个项目纳入议事日程。一旦某项目纳入议事日程，行为者和决策者都会理性地考虑它，并且任意一种考虑到的解决方法都比忽视它要好。即使提不出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这也会创造一种求解的需求。
组织的议事日程就是组织行为的优化模型，决策就是接受信息的函数。没有获取信息，就不会作出决策。
同样，获取信息也要加以分析，因为这本身就是决策的结果。
阿罗认为，组织的实际构架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攫取于历史，过分地追求效率可能导致对未来的反应迟钝，甚至出现刚性，这是阿罗组织行为理论的中心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