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价和评判政府决策的理论原则：最大社会收益原则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经济科学出版社《公共经济学大辞典》第322页（5130字）

【内容介绍】：

1．引言

政府的收支决策(即收支规模及其结构的决定)是政府决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主要讨论最大社会收益原则在政府的财政(收支)决策评价中的应用。

在评价财政决策时，首先要问的问题是：税收－支出制度是使社会福利水平提高了还是降低了?税收－支出制度的收益是高于还是低于它的损失?依据最大社会收益原则，公共部门在从事任何活动时，应当选择其社会收益最大限度地超过其成本的方案，并且尽量不从事其收益未超过成本的活动(Haveman，1976，p．53)。

可见，最大社会收益原则对财政决策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要求。

首先，任何符合公共利益的公共部门活动必须通过“最小检验”(minimum test)。该检验要求，所提出的任何公共活动在获得批准之前要进行论证，其预期收益至少要超过预期成本。

如果某种活动不能通过最小检验，即使这一领域存在着市场失灵，政府也不应当生产这种建议的“产量”。否则，政府就会把私人部门价值较高的资源转移至价值降低的公共部门用途，结果是政府这种活动的成本超过了收益，降低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

其次，最大社会原则还提出了一个“最大检验”(maximum test)。为了获得最大的社会收益，公共决策者必须全面分析、研究和选择实现既定目标的各种方案，且必须选择那种使社会收益超过社会成本的余额最大化的方案。

比如决策者面临着两种方案A和B，二者的收益分别是25元和35元，成本分别是10元和15元，那么，最终选择的方案应当是B。

总之，最大社会收益原则要求估计公共决策每一方案的收益和成本，选择社会净收益最大的那种方案。

2．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

在分析政府决策时，首先要清楚地理解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的含义。任何公共决策的收益和成本都有两个基本类型，即效率收益和成本、收入再分配(公平)收益和成本。

首先，我们考察一下效率影响。经济效率概念与社会的资源配置有关。如果一个社会的土地、劳动和资本等以最有效的方式配置，那么，社会的经济福利(及其实际GNP)将达到其最大可能程度。倘若政府能够找到一种方式，把在私人部门值X元的资源转移出来，用于生产某种值(X+1)元或更多的物品，这种政府活动就会增加实际GNP，提高经济的效率。

因此，这种效率是通过私人部门为了支持政府活动而被迫放弃的价值(用税收成本表示)与政府利用来自私人的资源提供的产品价值(用公民愿意支付政府生产的产品表示)之间的比较得到的。在讨论这种效率影响中，“愿意支付”用来描述私人部门物品和服务的需求曲线，同时也表明当存在外溢性收益时，该需求曲线没有反映出公民的全部支付意愿。

公共部门活动的第二种影响是收入再分配影响。实现社会最理想的收入再分配目标也是公共部门的责任，但估价这种影响需要一种价值判断。一般而言，大多数人接受这样一个命题，即再分配给富人1元的社会福利低于再分配给穷人1元的社会福利。这一命题的意思是说，从富人那里取走1元并把它给予穷人，其社会成本低于社会收益。因此，这种转移符合公共利益。

下面，我们利用两个典型情况来说明政府决策的这种效率影响和收入再分配(公平)影响。

第一种情况讨论经济效率，问题是“公共部门的最适规模是多大”。第二种情况讨论收入再分配，问题是公共部门的转移性支出会对公平产生怎样的影响。

3．政府的最适规模与最大社会收益原则

公共部门的规模属于资源配置问题。相对于私用品而言，共用品的生产需要占用多少社会资源?最大社会收益原则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

首先我们作如下三种假设：第一，假定存在于私人部门的所有市场在理想状态下运行，亦即不存在外溢性、成本递减以及不流动等现象。第二，假定存在着某些私人部门不能生产的共用品，而且，这些共用品也没有私人市场。

这些共用品将构成政府的活动。第三，假定政府已对用于生产这些共用品全部数量的各种方案进行了评价，而且知道配置给每一种方案1元所产生的社会收益值。

图1把生产和经营某种共用品的社会收益与其社会成本联系在一起，这种关系用TSB曲线表示。这条总社会收益(TSB)曲线表明，对于政府花费在该共用品上的第一个1元，公民的意愿支付较多，即这1元的财政支出的社会收益很大。可是，随着额外支出增加，每增加1元所产生的社会收益值越来越小。这一结论来源于TSB曲线的形状，即随着用于该共用品的支出越来越多，该曲线变得越来越扁平。

在图1中，第一个1元支出所产生的意愿支付(社会收益增加)是Oa，而第301元的支出所增加的社会收益仅为bc。很明显，同样是增加1元，但Oa＞bc。

图1 增加1元财政支出的社会收益

在这种情况中，由于政府已详知各种公共支出方案的社会收益或支付意愿的信息，故能够推导出用于全部公共部门活动支出的总社会收益曲线。

假定整个公共部门的总社会收益曲线(TSB)如图2a所示，总社会成本曲线由图2a中的TSC曲线所示。

总社会成本曲线是45°线，原因在于横轴和纵轴都衡量了成本，即1元税收造成的社会成本是1元，100元税收造成的社会成本是100元，如此等等。政府的规模用横轴所示的税收或支出测定。

现在，我们就可以讨论如下基本问题：政府应当多大?或者说政府应当征多少税和支出多少?最大社会收益原则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原则在于说明，决策者所决定的政府活动应尽可能地大，只要这种活动的社会收益大于社会成本。

根据图2a所示，政府的预算应当是OA——不多也不少。

当政府的预算规模是OA时，社会净收益(总社会收益减总社会成本)是bc，这是总社会收益曲线与总社会成本曲线之间的最大垂直距离。如果政府支出低于OA，说明有一部分潜在的净收益没有实现。如果政府支出大于OA，说明多出来的那部分政府支出使其社会成本超过了社会收益。

图2 政府最适规模

根据图2a推导出来的图2b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结论。在图2b中，边际社会收益曲线和边际社会成本曲线分别对应于图2a中的总社会收益曲线和总社会成本曲线。

因此，同样的经济学基本原理也适用于公共部门：当边际社会收益(MSB)等于边际社会成本(MSC)时，净收益(bc)最大。

最大社会收益原则应用于政府规模时，可作如下表述：在增加1元支出的边际社会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之前，公共部门的支出无论是在每一领域还是在总额上都应当增加，这将使社会净收益总额最大。

4．收入转移、社会福利与最大社会收益原则

最大社会收益原则也可以用于分析收入再分配问题。我们首先也作一些假定。

第一，假定社会中的每一公民从拥有收入中得到满足。第二，假定每个人的收入与“社会经济福利”之间的关系以收入的社会收益(SBI)曲线表示(如图3所示)，该曲线的这种形状是因为假定穷人的收入增加1元比百万富翁的收入增加1元所增加的社会福利更多。

第三，假定该社会仅有两个人，其中X的收入是A，Y的收入是B。

图3 按照最大社会收益原则再分配收入

按照最大社会收益原则，要使社会的经济福利最大，政府必须决定是否有必要把一定的收入从X转移到Y或相反。在基本原则以及图3的曲线既定的前提下，政策结论是明显的：一部分收入应当从Y转移到X，直至从Y那里取走的最后1元收入所造成的社会收益损失等于这笔收入给予X所产生的社会经济福利收益为止。

在图3中，从Y那里取走的第一个1元所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是cd，把这笔收入给予X而获得的社会福利收益是ab。

由于ab＞cd，这种收入转移是值得的。而且，这种收入再分配应当持续下去，直至Y放弃的最后1元所造成的社会收益损失等于X获得这1元所产生的社会收益为止。

因此，最大社会收益原则应用于收入再分配问题所导致的结论是：为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收入应当从额外收入具有较低社会收益的人那里转移到其额外收入具有较高社会收益的人那里，直至所有人的边际社会收益都相等为止。

人们不难看出，上述分析的结论就是：当全部转移完成之后，将出现完全的收入平等。

可是，这种分析把最大社会收益原则应用于不太现实的假设条件之上，而社会收入的最适分配的决定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政府的收入再分配计划对工作刺激的影响。

过分的再分配意味着税率比较高，这反过来会抑制工作努力。

尽管上述分析依赖于这种不合适的收入社会收益曲线，但收入再分配经济学可以在一些比较现实的假设条件下进行讨论。

例如，如果高收入公民看到穷人的生活感到不自在或不舒服，他们可能愿意自愿放弃一部分收入以减少贫困。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再分配可能被看作是经济效率问题——可能存在一种自愿的支付愿意以减少贫困。

这种收入再分配的效率基础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最适再分配”(Hochman and Rodgers，1969)。

5．结语

本文利用两种情况分析了最大社会收益原则在公共部门决策中的应用。

最后我们给出三个基本命题来概括出最大社会收益原则在政府决策中的一般性应用，它们分别适用于三种决策，即政府规模、支出构成以及税收构成。

第一，政府的支出规模应当多大?政府的税收和支出在额外1元支出所产生的社会收益恰好等于通过征税从私人部门取得的这1元所造成的社会成本之前，应当继续增加。

第二，政府应当在哪些项目上支出以及在每一项目上支出多少?政府在各项目之间分配支出的原则是支出在每一项目上的最后1元的社会收益等于支出在其他每一项目上的最后1元的社会收益。

第三，政府应当征收哪种税以及每一种税应当筹措多少收入?政府在各税种之间分配收入任务的原则是每一种税筹措的最后1元收入的社会成本等于其他每一种税筹措的最后1元收入的社会成本。

其实，早在70余年前，着名财政学家道尔顿(Dalton，1922)就表达了类似于上述这些“法则”。根据这些法则，政府通过调整其规模和收支结构就能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参考文献】：

纯共用品的配置理论(Theory of Pure Public Goods Allocation)

Dalton, H., 1922, Principles of Public Finance, Augustus Kelley.

Haveman,R.H. ,1976, The Economics of the Public Sector, John Wiley & Sons, Inc. .

Hochman,H.M.and J.D.Rodgers,1969,Pareto Optimal Redistribu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