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归宿的宏观经济理论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经济科学出版社《公共经济学大辞典》第525页（17424字）
【内容介绍】：
1．引言
有关税收归宿的主流分析，基本上旨在研究相对价格变化的宏观经济效应，这种方法自哈伯格(Harberger，1962)建立了公司税归宿的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以来一直处于支配地位。
哈伯格模型强调的是要素流动对税收引致的要素收入的变化所做出的反应。
有关税收归宿的主流观点反映在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中(Kotlikoff and Summers，1987)。对商品、收入还是对财富(财产)征税，最终会影响到要素的需求和供给以及要素收益。
通过对要素收入征税前后的比较，可以确定税收归宿。在这类模型当中，税收的经济归宿小于、等于或大于其法律归宿，而且这种归宿与谁付税(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无关，也与向哪一级政府(是联邦政府、州政府还是地方政府)交税无关。
税收归宿的新古典模型多种多样，从标准的局部均衡模型到一般均衡模型，乃至到动态模型。这些模型都包含一组核心假设，即市场出清和收入分配的边际产量理论。此外，当以一般均衡框架考察征税的效应时，生产要素的供给假定是固定的，而且流动性很高；税收变化的总需求效应假定被抵消(Mieszkowski，1972)。
这种与收入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的相依性表明，新古典理论只能考察持续充分就业的情况。
阿特金森和斯蒂格里兹(Atkinson and Stiglitz，1980，p．222)早就认识到这种主流方法的局限性。他们指出：“到目前为止，税收归宿的一般均衡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与宏观经济学文献互不联系。因此，含全部市场出清的竞争性均衡模型一直用来研究各种税的归宿，而利用总需求／货币模型的一个十分独立的文献考察了税收对就业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的影响。
在其他经济学领域里，这种缺口变小了，……但在财政学里，该缺口仍然很大。”
鉴于这种情况，麦尔和拉莱米(Mair and Laramie，1997)回顾和发展了后凯恩斯－卡莱茨基的税收归宿宏观经济理论，力图把决定税收归宿的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充分融合在一起，并以美国的联邦制度作为背景，阐示州和地方税的归宿与宏观经济影响。
2．后凯恩斯－卡莱茨基税收归宿宏观经济理论
2．1 理论基础
后凯恩斯－卡莱茨基的税收归宿理论起源于卡莱茨基(Kalecki，1971／1937)对凯恩斯《通论》出版的认识，他认为，凯恩斯的《通论》的出版需要重新考虑税收理论。
尽管卡莱茨基于1937年发表的有关税收理论的论文先于他后来发表的有关收入分配的垄断程度理论，但卡莱茨基却以一种凯恩斯从未认识到的方式看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和边际生产力收入分配理论是不相容的。而且，如果我们把税收归宿理论看作是应用收入分配理论，那么，尽管卡莱茨基似乎有点轻重倒置，但显然需要一种新的税收理论。
后凯恩斯－卡莱茨基宏观经济税收归宿与主流新古典一般均衡方法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后凯恩斯－卡莱茨基范式中，宏观经济基本原理出现在各种税的归宿中；第二，市场出清和充分就业的新古典观念被后凯恩斯－卡莱茨基的制度定价(institutional pricing)和失业所取代。
我们先从卡莱茨基的收入分配的垄断程度理论开始。该理论的关系式可以写成：
ω=1／［1+(k－1)(j+1)］
式中各符号的经济含义如下：
ω——体力劳动的增值额占增值总额的比重
k——总收益占主要成本(如商品生产所用人工和材料的成本等)总额的比率(即毛利)
j——原材料支出占体力劳动支出的比率
垄断程度因子的变化影响着k，从而导致ω发生变化。
莱诺尔兹(Reynolds，1984)曾找到证据支持卡莱茨基的理论，而且，拉莱米等(Laramie et al，1994)最近进一步证实了该理论。
依据卡莱茨基(Kalecki，1971／1937)、阿斯马克普鲁斯和伯彼奇(Asimakopulos and Burbidge，1974)以及拉莱米(Laramie，1991)的研究成果，麦尔和拉莱米(Mair and Laramie，1997)放弃了完全竞争、市场出清以及要素供给固定等假设，通过假定非齐性边际消费倾向来考虑总需求效应，用卡莱茨基的收入分配垄断程度理论来取代收入分配的边际产量理论，并认为长期是由在很多短期内发生的情况所构成。
结果，标准的新古典结论有很多都需要修正。
克里斯勒(Kriesler，1989)认为，微观基础和宏观基础同等地存在于卡莱茨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中。
微观经济基本原理和宏观经济基本原理相互渗透，并出现在税收归宿的分析中。从宏观角度来看，总支出流量决定利润水平。
从微观角度来看，市场力量(用垄断程度来度量)决定收入分配。税收政策可以影响支出和利润的总流量，但定价决策(反映在经营毛利中)决定行业内部(行业之间)和阶级的收入分配。
最终，这些因素汇集在一起决定短期税收归宿，这种短期归宿从其影响企业投资这个程度上说将产生一种长期效应。因此，特别是动态的卡莱茨基税收归宿理论确定了税收对折旧和利润总水平的影响。
2．2 卡莱茨基的贡献
卡莱茨基的税收归宿理论研究了税收的宏观经济影响，并阐明税收的法律归宿与经济归宿在短期和长期的差异。他基于一系列典型的卡莱茨基假设条件，分析了税收对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其中的假设条件包括：(1)在劳动力和能力都有剩余情况下运行的封闭经济体系；(2)全部国家支出都由税收来融资的平衡国家预算；(3)税收的增加都用于失业人员的官方薪金或救济金；(4)投资都在所考察的时期之前已决定；(5)资本家的边际消费倾向是固定的，对收入的预期变化没有反应；(6)工人的储蓄等于零；(7)货币供给是完全弹性的。
在这些假设条件下，卡莱茨基证明，工资商品(wage goods)适用的从价消费税率的提高不影响毛利润(gross profits)水平。
工资商品课税是一种新型的主要成本(prime cost)。当这种税增加时，主要成本和销售价值增加，毛利润和国民收入不变，而减少工人的实际工资率。
对资本家的收入课征的所得税不构成主要成本，按所得税的税额增加毛利润，但不影响资本家获得的毛利润部分。毛利的这种增加也不会影响投资的预期赢利性，增加失业，但对实际工资的影响不能确定。最后，对资本征税将使毛利按该税额增加。在短期，归资本家所有的利润比例不变，但投资的预期赢利性提高，从而增加将来的利润和就业。
根据这种分析，卡莱茨基得到的结论是：资本课税是刺激经营活动和减少失业的最佳方式，因为它具备以举债为国家支出融资的全部优点，但不会使国家负债。但是，是否任何政府对这种课税方式都能在政治上达成一致，人们对他的主张表示怀疑。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卡莱茨基的税收归宿理论被埋没了长达50余年。
卡莱茨基的初始框架以及后来阿斯马克普鲁斯和伯彼奇(Asimakopulos and Burbidge，1974)对它的扩展都属于短期均衡模型，其中所隐含的假设主要有两个：一是价格是由价格领导者以某种不明确的方式设定的，二是总供给曲线是完全弹性的。
达马尼亚和麦尔(Damania and Mair，1992)借用非竞争性行为的超对策分析，克服卡莱茨基短期模型这种缺陷。达马尼亚和麦尔通过引入信息不确定性和惩罚异常行为的触发定价(trigger pricing)战略，阐明了卡莱茨基的短期模型如何能够以卡莱茨基对价格战在经济周期中的时间选择的预期完全一致的方式动态化。
2．3 动态卡莱茨基税收归宿理论
莱拉米和麦尔(Laramie and Mair，1996)通过把卡莱茨基的税收归宿理论与他的经济周期理论融合在一起，形成动态卡莱茨基税收归宿模型。最初，莱拉米(Laramie，1991)把税制结构纳入卡莱茨基(Kalecki，1971／1968)的收入分配和收入决定理论中，表明了对工薪和利润征税即使在平衡预算约束的情况下也会对利润产生影响。
征税和政府支出可以用下列方式并入卡莱茨基的贸易周期理论中。卡莱茨基(Kalecki，1971／1968，p．171)考察了新投资决策的三个决定因素：(1)企业家的储蓄；(2)企业家投资的先决条件；(3)创新因素。企业家的储蓄E是否再投资，取决于实际投资水平I与产生标准(正常)利润率的投资水平I(π)之间的关系。产生标准利润率的投资与影响投资决策的实际投资之间的差额，取决于企业家的反应强度r。
再加上创新引致的投资决策B(t)，这是半自治的缓慢变化函数(semi－autonomous slowly changing function)，该函数取决于过去的经济、社会和技术的发展。
固定投资决策D可以写成：
D=E+r［I(π)－I］+B(t) (1)
企业家储蓄可以写成税后利润P的函数：
E=λP (2)
假定存在着大量的未利用生产能力，产生标准利润率的投资只能得到所产生的实际新利润△P的一部分n，这部分新利润是因新投资的生产率提高创造的。
这种生产率的提高将增加使用现有设备的实际成本，导致生产和利润从旧设备转向新设备。假定利润的这种转移与实际成本成正比，而这种实际成本等于国民收入Y与利润P间的差额；也就是说，利润的转移就是ω(Y－P)。
新设备产生的利润是n△P+ω(Y－P)，新设备的利润率是：
π=［n△P+ω(Y－P)］／△K
式中，△K是资本存量的变化。产生标准利润的投资可以写成：
I(π)=［nAP+ω(Y－P)］／π (3)
通过找到一个作为利润函数的国民收入表达式，我们可以改写方程式(3)。
在加成定价法(mark－up pricing)情况下，利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家的支出决策决定的，而与他们的定价决策无关。然而，他们的定价决策决定着国民收入中的工资份额。
在资本家的支出以及相应的利润水平既定的情况下，国民收入水平是由工资总额决定的，而工资总额又是根据国民收入中的工资份额求得的。又知，税收总额是税前工资总额和利润的函数，那么，国民收入可以写成：
Y=P(1－tw)／(1－tπ)(1－tw－α) (4)
式中各符号的经济含义是：
tw——对工资课征的税率
tπ——对利润课征的税率
α——工资的份额
方程式(4)表明，税收制度影响着利润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其直接影响机制就是税收对工资和利润的影响以及工资份额。
把方程式(4)代入方程式(3)，于是，产生标准利润率的投资水平是：
I(π)=［n△P+／δP］／π (5)
式中，δ代表折旧率，其实质是指由于技术进步导致的现有资本的利润损失比率：
δ=ω［α+tπ(1－tw－c)］／(1－tw－α) (6)
我们把在第t时期的投资决策(Dt)转换成第t+τ时期的投资支出(It+τ)，因而Dt=It+τ，方程式(1)可以重新写成：
It+τ=λPt+r｛［(n△Pt+δPt)／π］－It｝+Bt (1′)
从方程式(1′)可以看出，税收制度通过利润水平和折旧率对投资产生影响，税收对折旧的影响则是通过旧设备承担的实际税额实现的。
技术进步将提高设备的成本，减少设备的利润，加速了设备淘汰。工资税率和利润税率的变化对折旧率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这两种税通过企业毛利(business mark－ups)的调整而转嫁的程度。莱拉米和麦尔(Laramie and Mair，1996)指出，依据某种转嫁假设，工资和(或)利润课税的变化将影响折旧率，继而对投资水平产生影响，改变经济周期结构。
税收变化影响利润水平的机制可作如下描述。卡莱茨基(Kalecki，1971／1968)指出，总利润P(等于销售总额减去主要成本)是下列要素之和：毛利润投资、政府预算赤字(G－T)、贸易盈余以及资本家的消费与工人的储蓄之间的差额。
麦尔和莱拉米(Mair and Laramie，1997)利用一种变型的温特劳彼(Weintraub，1979，1981)消费系数(a)推导出卡莱茨基的利润函数［温特劳彼把消费系数定义为消费支出与工资总额的比率，以消除标准的卡莱茨基－卡尔多－罗宾逊的资本家不消费和工人不储蓄的这种假设。
而麦尔和莱拉米则通过加入一个随机误差项进一步改变了温特劳彼的公式，从而把消费系数写成：C=a(V)+ε。其中，C代表消费总量，a代表消费系数，V代表工资总额(包括薪金，ε代表随机误差项。由于消费总量可以定义为私人部门给予雇员的报酬的消费、财产收入的消费、联邦政府分配给家庭的收入的消费以及州和地方政府分配给家庭的收入的消费之和，因此，上式可以写成：cv(V)+cp(P)+cf(FD)+cs1(SD)=a(V)+ε。
其中，ci代表税前收入的平均消费倾向(i=v，p，f，sl)，P代表财产收入，FD代表联邦政府直接分配给家庭的收入，SD代表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直接分配给家庭的收入。通过整理上式并在两边同除以工资总额V，就得到了变型的温特劳彼消费系数a：a=cv+cp(P／V)+cf(FD／V)+csl(SD／V)+ε／V］。
因此，利润水平可用下式表示：
P=I+(G－T)+V(a－1) (7)
由于工资总额V取决于国民收入Y，并假定平衡预算约束(G=T)和零贸易差额，因此，利润函数可以写成：
P=［1／(1－aα)］［I(1－α)+αG(a－1)］ (8)
通过求方程式(8)对工资和利润适用税率变化的微分，求得税收对利润水平的影响。因此，在平衡预算约束情况下，税收对利润水平的影响是通过政府购买性支出和工资份额的变化实现的。
在存在折旧效应的情况下，税收变化的影响取决于转嫁假设，但是，存在着对利润水平产生正的或负的影响的税收变化。
因此，税收对利润影响通过两个渠道来实现，即折旧率和利润水平。
这些税收效应可以并入卡莱茨基的经济周期理论中，即首先求利润函数——方程式(8)的微分，然后把该利润函数及其微分形式代入投资方程式(1′)。据此我们就可以推断，在该周期内，税收对投资的影响取决于下列因素：(1)投资的周期性变差；(2)投资的周期性变差的变化；(3)折旧效应；(4)分配效应(通过工资份额的变化产生的)；(5)税收转嫁效应(通过毛利的变化产生的)。
为了说明工资税对投资的影响，我们开始假定不存在税收转嫁，而且消费系数大于1。
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税率的变化对折旧率没有影响。因此，工资税率的变化将通过分配效应改变投资和经济周期结构，与收入中的工资份额从而与利润和投资的总水平呈负相关。
倘若投资处于上升时期或处于其高峰时期，此时，当期投资决定当期利润，而当期利润又决定着未来利润，那么，工资税率的提高(或降低)将降低(或增加)当期投资对利润和未来投资的影响。
因此，工资税率的提高将抑制经济高涨，降低经济周期的高峰。在经济衰退和经济周期的低谷时期，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形。
工资税率的提高(或降低)会抑制(或增加)经济周期的振幅。
在没有税收转嫁和消费系数大于1的这种同样假设情况下，利润税率变化的影响十分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税率变化对经济周期结构的影响是通过折旧效应实现的。分配效应是零，因为利润税率的变化对工资份额没有直接影响。
如果投资处于其上升时期或处于其顶峰时期，这时，当期投资决定当期利润，当期利润决定未来投资，利润税率的提高或降低将通过折旧率的提高或降低提高或降低当期投资和利润对未来利润的影响。因此，利润税率的提高或降低在经济复苏时期和经济周期的顶峰将增加或减少投资。
在经济萧条和经济周期的低谷时期，则出现相反的情形。
利润税率的提高或降低将加剧或抑制经济周期的振幅。
当考虑到税收转嫁时，上述结果将发生很大变化。而且，在消费系数假设大于1的情况下，工资税率(毛利与工资税逆相关)提高的转嫁将提高折旧率和利润率。
因此，工资税转嫁将降低上述工资税率提高对投资的压抑影响。相反，利润税率的转嫁对利润水平和折旧率具有负的影响。因此，利润税率的提高(倘若转嫁的)会减弱经济周期的不断加大的振幅。
引入税收转嫁的结果是：税收对投资的影响符号都是不确定的。
这个问题属于经验问题。
在平衡预算约束条件下，税制结构(在特定转嫁条件下的工资税与利润税)的变化将具有压抑或减弱经济周期的效应。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是：(1)经济周期的阶段；(2)投资的长期趋势；(3)税收政策的方向；(4)税收转嫁的过程和程度(Laramie and Mair，1996)。
根据上述分析得到的最富有意义的结论是：在平衡预算约束条件下，税收对投资的影响只是表现为一种非零趋势。
在这些条件下，工资税的没有转嫁的变化与投资的趋势水平逆相关；利润税对投资的趋势水平的影响不确定，视折旧效应与利润效应的相对大小。因此，结构性政府预算赤字的作用在于刺激而非抑制投资。
总之，我们阐述了卡莱茨基的宏观经济税收归宿理论，该理论澄清了征税结构变化影响活动总水平的渠道。这与标准的凯恩斯主义平衡预算效应和(或)各种排挤效应形成了鲜明对照。
该模型强调了财政归宿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政府支出与税收收入的搭配在决定宏观经济效应中很重要。
3．联邦税和州税归宿的后凯恩斯－卡莱茨基宏观经济理论
3．1 基本模型
根据上一节讨论后凯恩斯－卡莱茨基动态税收归宿模型所得到的结论，并考虑到工资税，行业增值中的利润份额和工资份额由下式给定：
P／Y=［(k－1)(1+j)－O／W］／［(k－1)(1+j)+1］ (9)
W／Y=(1－tw)／［(k－1)(1+j)+1］ (10)
式中各符号的经济含义是：
P——行业总利润额
Y——增值额
k——行业平均毛利
j——物质成本(material costs)占行业工资总额的比率
O——行业间接成本(overhead cost)
W——行业工资总额
tw——工资总额适用的税率
如方程式(9)和(10)所示，假定利润税不是主要成本(prime costs)的组成部分，收入分配直接受到工资总额适用税率的影响，而间接受到行业毛利课税的影响(Mair and Laramie，1992；Laramie and Mair，1993)。
卡莱茨基的收入分配理论的宏观经济含义简述如下。私人部门毛收入中税后工薪的份额可作如下定义：
V／Y=β／Y+α (11)
式中各符号的经济含义是：
V——工资和薪金收入
β——税后薪金(是间接成本的一部分)
α——工资在增值额中所占的份额
假定k和j代表整个经济总量，方程式(11)的右式假定等于α。
该项用来推导基本的卡莱茨基收入乘数1／(1－α)，其中，国民收入水平由下式给定(这里没有考虑税后的业主收入、租金收入和非公司净利息)：
Y=(β+Ⅱ)／(1－α) (12)
其中，Ⅱ=P+T。
我们找到税后利润的表达式之后，国民收入可以表示为支出的函数。如果我们把总利润只看成是公司利润(Levy and Levy，1983；Laramie，1994)，那么，
P=I+X+(G－Tn)+D－Sn－Z (13)
式中各符号的经济含义是：
P——税后总公司利润
I——私人国内总投资减去存货价值调整
X——净外国投资
Tn——净政府收入(即不包括转移支付)
G——政府购买支出
D——公司净利息和股息之和
Sn——个人储蓄
Z——固定资本的非公司消费、工资累积额扣除支出额、取得的资本转让和统计误差等之和
这样，公司利润与税收收入之和就可以写成：
P+Tn=I+X+G+D－Sn－Z (14)
把(14)式代入(12)式，得到：
Y=(β+I+X+G+D－Sn－Z)／(1－α) (15)
倘若我们假定股息和利息支付在短期内是固定的支付，即
D=D0 (16)
并假定个人储蓄是国民收入的线性函数，即
Sp=Sp0+s(Y) (17)
那么，国民收入的表达式变为：
Y=(β+I+X+G+D0－Sp0－Z)／(1－α+s) (15′)
根据方程式(15′)，我们可以看出，税收对国民收入的水平没有明显的作用，但征税结构可能影响分配因素α和β(因为β是税后薪金，而税前薪金假定是固定的)。
因此，根据后凯恩斯－卡莱茨基模型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考察宏观经济归宿和联邦制度下州税和地方税的效应时，关键的方程式是(14)、(15)和(15′)。
我们下面以美国为例，表明州税和地方税的宏观经济效应的结果。
3．2 州税的宏观经济归宿
利润课税的宏观经济归宿是由两类效应决定的(Laramie，1994)：(1)公共部门效应，取决于政府的预算态势；(2)私人部门效应，取决于个人储蓄对税收和预算态势的反应、投资在长期内对税收的反应、这种税导致的公司毛利的变化以及外国部门效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税收增加1元会引起税后公司利润减少1元，但这种效应是否会得到减轻，取决于公共部门效应和私人部门效应。如果政府把这笔税收收入花费在最终商品和服务上，公司承担的公司利润税的最终负担是否减轻取决于个人储蓄对由此导致的总收入变化的反应。
此外，如果公司通过改变毛利对税收做出反应，那么，这种税的经济归宿可能会进一步偏离法律归宿。这些不同的效应通过它们对利润的影响而对将来的投资产生影响，这可能会导致累积性归宿效应。
在确定任何一种税的经济归宿时，一定要考虑到这些不同效应的相对大小。
在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态势是一种政策决定，一般事先很少说明。
然而，可以对私人部门效应的相对大小做出任意推测。人们预期这些效应比较微弱。首先，考察一下储蓄行为。如果边际储蓄倾向很小，那么，在任何税收的变化既定的情况下，收入的变化对税后公司利润的影响可能很小。
其次，那些通过公司毛利的变化转嫁税收的程度表现出来的税收对公司税后总利润的影响程度，被许多因素所减弱。
例如，在考察美国公司利润税的归宿时，佩奇曼(Pechman，1987)强调指出，企业只知道其过去的纳税义务，因此，通过毛利变化的利润税的直接转嫁是不可能的；而且，企业间的竞争行为限制了这种税向前转嫁或向后转嫁的程度。
西洛斯－拉彼尼(Sylos－Labini，1979)也持有这些观点，他认为，非直接成本不可能因企业间的差异而被转移。然而，库特斯、高德里和诺德豪斯(Coutts，Godley and Nordhaus，1978)在利用英国的数据分析毛利(profit margins)与公司税之间的关系时指出，在短期(比如说一年或更短)不大可能发生转嫁，但在中期和长期，可能会完全或甚至超额转嫁。
即使结果是全部或超额转嫁，但这种转嫁对总体税后公司利润水平的影响程度也取决于：(1)总收入变化对毛利的变化；(2)个人储蓄变化对总收入变化的程度。再者，如果边际储蓄倾向比较小，公司利润的变化对公司毛利(mark－ups)的变化预期也相对很小。在私人部门的效应相对不显着的情况下，公司所得税的归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预算态势。利润税的经济归宿无论是在政治上决定的还是在制度上决定的，其方式都反映在政府的预算态势中。
为了考察美国州公司利润税的归宿，我们重新考察方程式(14)，并分析决定州政府预算态势的制度／政治因素。而且，我们重新考察作为对州政府预算态势的反应而出现的某些效应。
州政府的预算赤字可用方程式(14)来分离：
Ⅱ=I+X+(G－T)F+(G－T)s+D－Sp－Z (14′)
式中的下角标F和S分别代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
下列因素(已被私人部门的反应所减弱)将影响州税收的归宿：(1)州政府税收收入的结构；(2)州政府的支出功能；(3)州政府的预算态势(由允许的赤字和债务限额所决定)；(4)联邦与州政府之间的政府间关系。下面，我们依次进行讨论。
州政府收入的结构 我们考察政府收入结构的影响，先假定州政府只是持有税收收入而不用。这样做的目的是，我们只考察私人部门对税制结构影响公司利润将做出如何反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方程式(14)的右边不变］，州税收收入的变化与公司利润负相关。
在州税收收入的变化既定的情况下，征税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因个人储蓄变化而减轻，其程度与个人储蓄变化的程度相同。为了考察州税对个人储蓄的影响，我们分析这些州税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州税通过改变家庭的收入分配而可能影响个人储蓄，其影响方式有二：(1)通过收入效应；(2)通过毛利(mark－ups)转移效应。当州税减少家庭的收入流量时，收入效应产生。例如，公司企业可能减少他们的股息，或非公司企业的所有者因州财产税的增加而减少了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当企业为了转嫁这种税而改变他们的毛利时，毛利转移效应就出现了。
毛利的变化［见方程式(10)］改变收入分配和工资收入者的收入流量。在工资收入者的边际储蓄倾向既定的前提下，个人储蓄的水平将下降，利润水平将提高。
州政府的支出功能 如上所述，影响州公司利润税归宿的因素之一是私人部门对政府预算态势的反应。私人部门的反应取决于州政府利用它们的收入做什么。
如果州政府的收入被储蓄起来，公司利润的下降就会完全等于税收收入数额，不管税收收入的来源如何。如果税收收入用于为支出融资，那么，税收的影响取决于这些支出如何流入到公司部门。
例如，政府从公司部门购买商品，直接回流到公司部门，因此，抵消了税收对公司利润的负面影响。政府从非公司部门购买(不考虑外国部门、雇员补偿、政府的转移支付和政府的利息支付)，是向家庭支付，这些支出回流到公司部门取决于家庭的边际储蓄倾向。
州政府的功能全部反映在州政府的预算中，大部分用于政府购买。美国的数据表明，州公司利润税的归宿大部分取决于税收和支出对个人储蓄的相对影响。
课征税收将减少个人储蓄，而这些税收收入的支出又增加个人储蓄。为了确定它们的相对影响，州政府预算态势和相对边际储蓄倾向(对各种州税收入和支出的变化)必须弄清。
州预算态势 众所周知，美国的大多数州都有某种形式的法律限制，约束预算赤字。这些限制的存在从历史上就开始保证州预算是盈余的。
州预算一直保持预算盈余，20世纪80年代大约是总收入的6%～12%，20世纪90年代这种盈余被大大削减，1992年，州预算盈余仅为总收入的0．8%。
这种政府预算态势意味着，总收入在各种用途上的分配格局(反映在支出上)类似于支出的分配，州税收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取决于州预算的再分配效应和由此导致的对个人储蓄的影响。
政府间关系 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政府关系包括了很多活动，例如联邦政府的授权、州税收的可扣除性、州和市政债券从联邦税收中的排除以及补助，等等。在20世纪80年代，政府间的财政关系(Fiscal Intergovern mental Relations)发生了两项重要变化：(1)消除销售税的扣除；(2)统一和减少对州政府的补助。
取消销售税的扣除似乎没有多大影响。相反，减少联邦补助引起州政府减少他们的预算盈余，增加了他们对所得税和财产税的依赖，以便平衡不断提高的支出。
因此，在决定州税收的归宿时，我们要特别注意联邦对州政府补助的影响。
联邦补助通过改变政府的预算态势而影响着州公司利润税归宿。
如果联邦政府的边际支出倾向大于州政府，那么，从联邦政府到州政府的税收收入的转移，将削弱税收收入的总支出倾向，因而改变税收对总利润的影响。而且，如果州政府以其他收入来源取代联邦补助，像个人和财产税收收入，那么，州公司利润税和其他形式的收入的归宿可能会改变。
。【参考文献】：
税收对投资的影响：卡莱茨基模型(Impact of Taxation on Investment：A Kaleckian Model)
税收转嫁与归宿(Tax Shifting and Incidence)
税收归宿的局部均衡分析(Partail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ax Incidence)
税收归宿的一般均衡分析(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ax Incidence)
Asimakopulos, A. and J. B. Burbidge, 1974, The Short-Period Incidence of Taxation, Economic Journal 84.
Atkinson, A. B. and J. E. Stiglitz, 1980, Lectures on Public Economics,McGraw-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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