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江苏文艺出版社《历代怨趣诗怪诗鉴赏辞典》第618页(4455字)

【原文】:

社长排门告示,但有的差使无推故。

这差使不寻俗。一壁厢纳草除根,一边又要差夫,索应付。

又言是车驾,都说是銮舆,今日还乡故。王乡老执定瓦台盘,赵忙郎抱着酒胡芦。新刷来的头巾,恰糨来的绸衫,畅好是妆幺大户。

〔耍孩儿〕瞎王留引定火乔男女,胡踢蹬吹笛擂鼓。见一彪人到庄门,匹头里几面旗舒。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一面旗学舞,一面旗生双翅,一面旗缠胡芦。

〔五煞〕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

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衣服。

〔四煞〕辕条上都是马,套顶上不见驴。黄罗伞柄天生曲。

车前八个天曹判,车后若干递送夫。更几个多娇女,一般穿着,一样妆梳。

〔三煞〕那大汉下的车,众人施礼数。那大汉觑得人如物。

众乡老展脚舒腰拜,那大汉挪身着手扶。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脯。

〔二煞〕你身须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切草,拽耙扶锄。

〔一煞〕春采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胡突处,明标着册历,见放着文书。

〔尾〕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捽住,白什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

。【原文作者】:睢景臣

【鉴赏】:

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历来被公认为散曲中的珍品。

它幽默生动,泼辣诙谐,具有浓厚的喜剧谐趣。作者正是借助于这种喜剧谐趣,揭开了刘邦这个最高封建统治者高贵尊严的外衣,还了他流氓无赖的本相,寓寄了极为深刻的主题。

那么,它的这种喜剧谐趣是怎样构成的呢?

首先是叙事上的侧写手法。高祖回乡的盛大场面,刘邦青少年时代的所作所为,作者都没有直接从正面加以叙述,而是借助于一位假设的乡邻,通过他的眼睛、耳朵和嘴巴逐一感受和介绍出来。这种构思,极有利于让这位乡邻凭借自己对生活的独特体验,去认识高祖的仪仗阵容,去回忆刘邦的往昔言行,从而使这支散曲的叙事带上了这位乡邻独特的个性特点。例如,他把“舞凤旗”上的“凤凰”错当作“鸡”,把“飞旗”上的“飞虎”说成了“狗生双翅”,而“蟠戏珠”竟成了“蛇缠胡芦”……这些驴头不对马嘴的“瞎扯”,都是作者采用正面描写手法所无法落笔的。

而这些“瞎扯”,决不是浅薄无聊的插科打诨,而是寓寄了深刻的思想内容——一边是不可侵犯的神圣,一边是肆无忌惮的亵渎,这种对皇帝威仪的大不敬,正充分表现了对最高统治者的无情嘲讽和彻底否定。

那么,这位乡邻为什么又可以如此“瞎扯”呢?这里就需要再深入一步,看到作者对这位乡邻的个性刻画。例如,他一向居乡种田,不见“世面”,这是他特有的出身。

他之所以对“辕条上都是马,套顶上不见驴”觉得奇怪,之所以不认识那些仪仗器物,就都是由他这一特定的出身决定的。

又如,他同刘邦同村共居,从小相识,这是他特有的经历。有了这一特定的经历,他就可以一五一十地把刘邦的根底从头顶数到脚跟翻个过。

再如,这位乡邻缺少文化,粗直“无知”,这是他特有的教养。这样,他不但可以边介绍边骂着,还可以说错话:你这刘三,“白什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汉高祖”是刘邦的庙号,刘邦还叫做“刘邦”,并没有改名换姓——这是作者故用“误笔”,把这位乡邻的“无知”夸大了。由于这位乡邻有了这些特定的出身、经历和教养,因而也就有了“土气”、粗直、“无知”这样一种傻乎乎的特定个性;这种特定的个性,就使他对事物有了特定的感受、认识和表达方式。

其实,这位乡邻不过是作者有意塑造出来的一位充满智慧的丑角而已。

“他把他的傻气当作了藏身的烟幕,在它的荫蔽之下放出他的机智来。”(莎士比亚:《皆大欢喜》)这位乡邻毫无顾忌地从刘邦贵为天子处大泼冷水,毫不畏惧地揭露刘邦昔日的种种丑行,毫不留情地向刘邦讨索欠债,就都是他借“傻气烟幕”作荫蔽放出来的机智。作者正是利用他外在“傻气”与内在“机智”的对立统一,把他磨成了一面独特的“哈哈镜”;刘邦之所以在读者面前以一个令人捧腹的形象呈现出来,就是由于经过了这面“哈哈镜”的折射。可见,这支散曲生动的喜剧谐趣,与借助于这位乡邻作侧面叙事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

其次是人物刻画上采取欲抑先扬的手法。

这支散曲为了贬抑刘邦,先用了大量的篇幅对其还乡的情景作了大肆张扬。这一张扬过程分作三个层次:一是渲染乡里迎接圣驾的忙乱景象。在这一片忙乱景象中,有一个强化气氛的中心喷发点,这就是“都说是銮舆,今日还乡故”,从而突出了“这差使不寻俗”,事关重大。

“哨遍”中的不少对应排比句式,也都极有助于渲染这种纷乱气氛。二是铺叙高祖进村的盛大场面。那位乡邻尽管由于“无知”,介绍的情况“欠准确”,但高祖回乡的盛大场面,他看得还是真切的:先是由各种旗帜组成的旗队导前,接着是由各种器仗组成的仪仗队继后,最后是由众多卫士、侍女组成的侍从队护卫——这场面是何等盛大和气派!有了上面的渲染和这里的铺排,刘邦“衣锦还乡”的威风便被写足了。

然而,作者的欲抑先扬之笔并不到此为止。当刘邦正式出场时,作者又继续挥毫泼墨,以“那大汉觑得人如物”一句,写尽他高踞万民之上的尊严之威和傲慢之态。很显然,这里把刘邦抬得越高,下文就能把他贬得越低,就越能使下文的揭露与此处的张扬形成强烈的反照,从而增强讽刺的艺术效果。

“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脯”,这是由扬转抑的关键性句子。作者用“觑多时”一语,故意将扬笔于最高处略作停顿,为转入抑笔蓄势;然后,便以“险气破我胸脯”一语,使扬笔一落千丈而为抑笔;紧接着两段数落,文势如江河直下,贬语似怒涛排壑,将刘邦的威风冲刷得精光。

抑笔部分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数落刘邦卑贱的出身。

“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表明他的经历和为人本来就已足见;而“曾与我喂牛切草,拽耙扶锄”的细节,更说明他原来是和我一样的“乡巴佬”!这一段关于刘邦出身的数落嘲讽,犹如一阵猛烈的狂风,突然将他“高贵”的皇冠吹落在地,揭了他卑贱者的老底。

第二个方面是数落刘邦昔日的丑行。“一煞”一段,作者连用“采”、“借”、“支”、“强”、“偷”等一系列词语,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刘邦过去种种无耻无赖的行径,然后以“有甚胡突处”一语作结,彻底剥去了他“尊严”的外衣,还了他无赖贼的本相。

至此,作品的抑扬之笔终于构成了两组鲜明的反照:以“卑贱”反照“高贵”,以“无赖”反照“尊严”。揭示出事物本质与现象之间的不一致、不协调,从而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本身就是一种强烈辛辣的讽刺;正因为如此,刘邦愈是自命“高贵”,一旦揭开他卑贱的老底之后就愈令人可笑;刘邦愈是自视“尊严”,一旦还了他无赖的本相之后就愈令人不齿。作品的讽刺力量,就来自这两组抑扬反照之中;结尾处之所以能借乡邻的骂语将刘邦从高贵尊严的宝座上拉将下来,一笔抹倒,也正是借助于这种讽刺力量。

与前面两种艺术手法相联系的,是情节上运用了由虚到实的安排手法。

作品由“哨遍”开曲,到“二煞”首句点明刘邦夫妇姓氏并接下去数落他的身家来历,是一个由虚到实的情节发展过程。其实首段的环境气氛渲染,是纯属对“高祖还乡”的虚写;“耍孩儿”、“五煞”、“四煞”写大队人马进村的场面,是对“高祖还乡”的侧面烘托,为实写刘邦进一步作了铺垫;“三煞”是由虚到实的过渡。

在这里,刘邦虽然已下车露面,但作品只以“大汉”相称,没有急于交代他到底是谁,直到那位乡邻“认得”之后,才正式指名道姓,进入对刘邦的实写。“二煞”和“一煞”两段便完全是实写。

这种由虚到实的艺术手法,不仅为欲抑先扬的人物刻画从情节上提供了基础,而且构成了情节自身前暗后明的艺术特色。当主人公尚未露面的时候,他是处于暗处,此时,乡邻们并不知道这个“还乡故”的“銮舆”倒底是谁,因而又是忙碌张罗,又是观看惊叹,又是弯腰下拜,而一旦主人公正式露面,来到明处,乡邻们便如梦初醒,大吃一惊,却原来是你这个刘三!于是,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皇帝立刻变成了记忆中卑鄙无赖的刘三,这才是作者所真正要抑谕讽刺的丑角。不难设想,如果作者在情节安排中一开始就采取实写的方法,早早点明将要迎接的就是那个过去采桑占麻、偷豆借粟的刘三,那么,故事情节就会在一览无余中淡如凉水,作者也就无法如此绘形绘色地描写乡邻们忙碌的情景和恭敬的神态,因而也就无法构成如此强烈的喜剧效果。

《高祖还乡》还用了很多谐语方言。

这些谐语方言的运用,切合那位乡邻土生土长、粗直爽快的庄稼人身份,极有利于表现他的思想感情。“畅好是妆幺大户”的方言,表达了他对那些“社长”、“王乡老”和“赵忙郎”一类人的极端鄙视;“瞎王留”、“乔男女”和“胡踢蹬”的土话,说中带骂,表达了他对那班人的无比厌恶。尤其是末尾“只道刘三”的那句口语,居高临下,一声喝斥,涌出了他满腔的蔑视、愤慨和声讨之情,深刻表现了人物的思想情绪,充分体现了作品无比泼辣犀利的语言风格,真是“惟吾意之欲至,口之欲宣,纵横出入无之而无不可也。”(《曲律》)作品中谐语也很多,它包括戏谑语、讽刺语和故意说的“错话”等。前面已经提到的“鸡学舞”、“狗生双翅”、“蛇缠胡芦”,以及“五煞”中的“甜瓜苦瓜”、“四煞”中的“天曹判”等等,都是一些令人发笑的戏谑之言;开曲“哨遍”中的“社长排门告示,但有的差使无推故”和“新刷来的头巾,恰糨来的绸衫”等,则都是芒刺丛生的讥讽挖苦之语。尾声中那句“改名换姓”的“错话”,更是令人喷饭掉牙了。

综上所述,《高祖还乡》的喜剧谐趣是由多种艺术手法构成的,这反映了睢景臣散曲创作上精湛的艺术技巧和成熟的艺术构思。正由于如此,与他同时代的戏曲理论家钟嗣成记载说:“维扬诸公,俱作《高祖还乡》套数,惟公《哨遍》制作新奇,皆出其下”,又称赞他的作品“工巧”、“人所不及”(《录鬼簿》)。今人刘永济先生也称赞这支散曲“为滑稽之雄”(《元人散曲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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