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中八仙歌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江苏文艺出版社《历代怨诗趣诗怪诗鉴赏辞典》第841页（4320字）
【原文】：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原文作者】：杜甫【鉴赏】：
我国古代文人往往以能饮酒为美德，这大概是由于饮酒和政治有关，通过饮酒往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政治态度。
魏晋间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便是以饮酒来对抗司马氏统治的一个政治小集团。司马氏欲跟阮籍联姻，阮籍不情愿，干脆昏醉六十日，司马氏只得罢了。
陶渊明有《饮酒》诗二十首，其实不是写的饮酒，而是抒写了他对功名的厌弃，对隐居生活的赞美，是表明他的政治态度的。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便是其中的佳句。甚至连准备下令禁酒的曹操，也在《短歌行》中赞美饮酒：“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但以饮酒来表示政治态度并不完全是直接的，很多场合下常常是一种间接的政治表态。如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记载李白在翰林时，“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
咏歌之际，屡称东山。又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谓公谪仙人，朝列赋谪仙之歌，凡数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
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
由此可见，《饮中八仙歌》中的八仙纵饮，绝大多数是表示对政治的一种消极态度，不全是为了表现“名士”的派头。只有这样理解，才能得其要领。
饮中八仙依次为：贺知章、汝阳郡王李琎、左丞相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
这仅仅是杜甫诗中的次序，并不反映年辈的先后。考唐史，苏晋死于开元二十二年，贺知章死于天宝三年，李适之死于天宝六年，汝阳王死于天宝九年。
所以朱鹤龄说：“《八仙歌》当是综括前言言之，非一时俱在长安也。”
写贺知章两句：“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是说他酒醉后骑马不稳，左右摇晃，好象乘船。并通过他偶有一次落井，仍然醉卧井底的典型细节来刻划他的形象。据《宣和书谱》卷第十八载：“贺知章，字季真，越州永兴人。擢第后复登超拔群类科。
天姿夷旷，谈论警发。能文，善草隶，当世称重。恐不能遽取，每于燕闲游息之所，具笔砚佳纸候之。偶意有惬适，不复较其高下，挥毫落纸；才数十字，已为人藏去，传以为宝。晚节尤放诞，自号四明狂客。脱落簪绂之累，嬉戏里巷间，与物无忤，每醉必作，为文词初不经意，卒然便就，行草相间，时及于怪逸，尤见真率。
往往自以为奇。使醒而复书，未必尔也。
”由此可知，贺知章醉后，作诗写字，能达到一种不能自知的怪逸境界，不仅是“眼花落井”而已。
写汝阳王三句：“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作为一个郡王，喝了三斗(一种大杯)酒以后才去朝见天子，其狂态可知。路上碰到装酒的车便口水直流，这样一个典型细节生动地刻划了他嗜酒成癖的性格。
恨不得将他的封地移到酒泉去，因为相传酒泉郡城下，有金泉，其味如酒。通过这一心理活动的描写，不仅显示了他郡王的特殊身份，还进一步刻划了他的嗜酒性格。
写李适之三句：“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据《旧唐书》记载：“适之雅好宾友，饮酒一斗不乱，夜则宴赏，昼决公务，庭无留事。天宝元年，代牛仙客为左相，累封清和相公。与李林甫争权不叶，适之性疏，为其阴中……五载，罢知政事，守太子少保。
遽命亲故欢会，赋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竟坐与韦坚等相善，贬宜春太守。
后御史罗希奭奉使杀韦坚、卢幼临、裴敦复、李邕等于贬所，州县且闻希奭到，无不惶骇。希奭过宜春郡，适之闻其来，仰药而死。
”由此可知，李适之的纵饮，是为了逃避李林甫的迫害，但结果仍然未能逃脱他的魔掌，被逼“仰药而死”。杜甫用夸张的笔法写其豪饮：每天要花费宴饮之资万钱，他饮起酒来如海中长鲸之吸饮百川。
至下“衔杯乐圣且避贤”句，则一语双关。一方面是暗用李适之罢相后赋诗内容，“衔杯乐圣”指耽于饮酒，不问国事，“且避贤”是躲避李林甫的迫害；另一方面也是用典，《三国志·魏志》：“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所以这句表面意思是李适之喜欢饮清酒而不喜欢饮浊酒。杜甫作此诗可能已在李林甫当政时，所以用隐晦的手法写出李适之藏在豪饮后面的政治悲剧。
写崔宗之三句：“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崔祐甫《齐昭公崔府君(日用)集序》说：“公嗣子宗之，学通古训，词高典册，才气声华，迈时独步……十年三月，终于右司郎中。年位不充，海内叹息。”李白《忆崔郎中宗之游南阳遗吾孔子琴抚之潸然感旧》诗说：“忆与崔宗之，白水弄素月。时过菊潭上，纵酒无休歇。”根据这两段材料，我们知道崔宗之是一位才华洋溢、倜傥超群的青年诗人，喜欢饮酒，但年寿不永。
所以杜甫描写时着眼于他的俊逸风姿。先称赞他是一位风流潇洒的美少年，这是平时的形象；然后写他，举杯饮酒时，白眼望天，傲岸而目无下尘的样子跃然纸上；喝醉以后，皎皎然如玉树临风，摇曳而美妙多姿，如在眼前。
三种时态，三种不同的风姿，给读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写苏晋两句：“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苏晋数岁即能写文章，时人比之为王粲。这里杜甫抓住苏晋信佛和饮酒的矛盾，写出他嗜饮胜过信佛的性格。《杜臆》注释这两句说：“逃禅盖学浮屠术，而喜饮酒，自悖其教，故云。而今人以学佛者为逃禅，误矣。
”
写李白四句：“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据《旧唐书·文苑列传》记载：“白既嗜酒，日与饮徒醉于酒肆。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
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又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云：“他日泛白莲池，公不在宴。皇欢既洽，召公作序。
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将军扶以登舟，优宠如是。”根据这些记载，似乎杜甫所写李白醉后不肯上船，自称是酒中仙等行为，仅是为了表现李白的傲骨和天子对他的优厚待遇。实际上，李白这些行为背后，是有政治原因的。
前引李阳冰《草堂集序》中所说“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固然是明证，而李白自己写的《玉壶吟》更能说明问题：
烈士击玉壶，壮心惜暮年。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
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
朝天数换飞龙马，勅赐珊瑚白玉鞭。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
西施宜笑复宜颦，丑女效之徒累身。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
诗中明写由于他揄扬天子、谑浪群僚、数蒙恩宠，终于引起宫中妒忌，他只好借酒来浇愁，并把自己比成隐于朝市的东方朔。
李白已看透，唐玄宗的所谓恩宠，不过是把他当作一名文学弄臣，他的“使海县清一，寰区大定”的政治理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所以，李白的纵饮沉醉，实在是一个悲剧。杜甫写出了这种悲剧，只是较为隐晦罢了。
写张旭三句：“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意思是说，张旭三杯落肚以后，草圣张芝的草书技艺便显示出来了，他在王公大人面前也不讲什么礼仪，脱下帽子，露出头顶，显出狂态，挥笔疾书，如一片云烟落在纸上。杜甫抓住了一位草书家作书时的特征来写，个性极其鲜明突出。
据《新唐书》载：“旭，苏州吴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
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旭自言，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倡公孙舞《剑器》，得其神。”由此可见，杜甫的描写相当真切。而盛唐另一着名诗人李颀写的《赠张旭》诗，更可作为杜诗的绝好注脚：
张公性好酒，豁达无所营，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
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下舍风萧条，寒草满户庭。问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左手持蟹螯，右手执丹经。
瞪目视霄汉，不知醉与醒。诸宾且方坐，旭日临东城。
荷叶裹江鱼，白瓯贮香粇。微禄心不屑，放神于八纮。
时人不识者，即是安期生。
最后一位是焦遂，写了两句：“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关于焦遂，两唐书不见记录，仅袁郊《甘泽谣》说他是“布衣”，其余事迹，一无所知。杜甫以上写了七人，都是写的醉态；惟独于焦遂，写他饮了五斗以后还不醉。
不仅不醉，正是意气最风发的时候，这时他高谈阔论，滔滔不绝，善于雄辩，惊动四筵，个性也极其鲜明突出。
这首诗的结构和用韵都很特别，颇有点诡奇。在结构上，开头不用引语，劈头而起，便进入正文；最后也不用收束语，写完最后一人，就戛然而止，如截奔马。而中间历历落落挨次写来，或两句，或三句，或四句，极自由，又极富于变化。
分之为八章，合之为一篇。在用韵上，一韵到底，使人产生一气呵成的完整感觉；而又不避重韵，“眠”字“天”字各押了两次，“前”字押了三次，又显然有分章的意味。这种形式，确是杜甫所独创。
这首诗的另一特点是，诗人抓住“八仙”的个性特征来写，语言极精炼而个性极鲜明。
正如《读杜心解》所说：“其写各人醉趣，语亦不浪下。知章必有醉而忘险之事，如公异日之醉为马坠也。
以其为南人，故以乘船比之。汝阳，封号也，故以‘移封酒泉’为点缀。
左相有罢政诗，即用其语。宗之少年，故曰‘玉树临风’。苏晋耽禅，故系之绣佛。李白，诗仙也，故寓于诗。
张旭，草圣也，故寓于书。焦遂，国史无传，而‘卓然’‘雄辩’之为实录，可以例推矣。
即此识移掇不去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