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天津人民出版社《自然辩证法辞典》第689页（1320字）

中国古代哲学认识论方面的一个重要范畴。

出自《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简化为格物致知，宋以前并未引起注意。宋代以后，随着理学的产生，格物致知被用作阐述认识论的基本范畴，占有特殊重要地位。

这个范畴理学派用，心学派用，唯物主义哲学家也用，在解释上存在着重大的、乃至根本的分歧。

程朱派大体是这样解释的：格为至，物为事，格物就是到事物那里去穷尽其理。

通过零碎的、日积月累的工夫，在事事物物上推极自己的知，用力日久，即可达到“豁然贯通”，“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朱熹《大学补格物致知传》)的境界，一下子把握宇宙之理，就是格物致知。这种认识路线，粗看好象是讲主体与客体结合，通过认识个体的积累，引起认识的飞跃，而掌握一般规律，具有唯物主义特色，实则不然，他们格物致知是为了求理，而理并不是指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是先验的精神本体，也就是太极。

这个理在心中，也在物中，格物就是使心之理和物之理相合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心之理是主导的，所以格物穷理以内求为主，“格吻先从身上格去”(《朱子语类》卷十五)。因心之理常常受物欲蒙蔽，不能直接认识，才需要通过物之理来启发、诱导、印证，使心之理明。心之理主要指封建纲常伦理，如“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之类。”(同上)而不是指万物之理。格物内容主要是指读圣贤之书，效法古今人物，以及应酬事务之类。

通过繁琐的格物程次，使天理、物理、纲常伦理在心中得到合一，并把它推广到社会各个领域，使之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发挥作用。这就是格物致知的最高目标。可见这种格物致知与唯物主义反映论是根本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心学派代表王守仁，把格物群作“格心”，把致知群作“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格物致知都无须外求，靠内心自省，在“本体”上下功夫即可实现。

王守仁与程朱派只是在求理的途径上不同，但理的内容却是相同的，因而最终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维护封建秩序服务的。

唯物主义哲学家对“格物致知”的解释，可以王夫之为代表，他说：“情取之象数，远证之古今，以求尽乎理，所谓格物也。

虚以生其明，思以穷其隐，所谓致知也。”(王夫之《尚书引义》卷三)认为广泛研究事物的现象和变化规律，并以古今历史实际加以验证，力求穷尽事物之理，这就是“格物”。通过思维穷尽隐微的道理，使人从空虚无知到明了事物的规律，这就是致知。

他还讲格物阶段是以感觉为主，思维为辅；致知是以思维为主，感觉为辅。这些认识都是把格物视为感性认识，致知视为理性认识，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是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这就把格物致知纳入了唯物主义反映论体系，而与程朱陆王等唯心主义先验论形成鲜明的对立。

清初的颜元则把格物致知的格学群作“手格猛兽之格，手格杀之之格，乃犯手捶打搓弄之义。”(颜元《习斋纪宗》卷六)更鲜明的表现了通过变革客观对象，来获得认识的积极进取精神。

围绕格物致知的争论，是当时在认识论领域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斗争的重要焦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