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西回民起义

出处：按学科分类—历史、地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太平天国大辞典》第744页（1764字）

太平天囯革命时期云南回族人民联合其他民族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反抗清王朝封建统治和残酷民族压迫的斗争。

1856年2月，楚雄回民与临安汉民因争夺石羊银矿发生械斗。清地方官员暗中挑拨，助汉灭回，并下令各府、厅、州、县对回族“横直扫灭八百里”，使云南“屠回”惨案愈演愈烈，终于引起云南回族举行起义。

云南回族起义声势浩大，历时18年之久，主要有姚州马金堡，蒙化杜文秀，临安马如龙，新兴马复初，澂江徐元吉，昆阳马凌汉、杨振鹏，曲靖马联升，寻甸马荣等。

随起义形势之发展，分散各地之起义力量逐渐形成两大支，一支以马复初、马如龙为首，统徐元吉、杨振鹏、马凌汉、马荣、马联升等部，活动于滇东、滇南；一支以杜文秀为首，活动于滇西。

杜文秀率众于蒙化起义后，至9月攻克大理，随即建立政权。杜文秀被推为领袖，称“总统兵马大元帅”，马金堡被封为大司军，蔡发春为扬威大都督，杨荣为彪旗大将军，正式宣布“遥奉太平天囯南京之号召，革命满清”，以及“联回汉为一体，竖立义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纲领，提出了“杀官安民”和“安汉反清”的革命口号。为安定社会秩序、改善民族关系和发展社会生产，大理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治上，宣布“改正朔，蓄全发，易衣冠”，即改用干支纪年，禁止剃发，复着明代服饰；严肃吏治，规定各级文武官员的任用须由现任视其才能保举，“勿得越级滥保”，各地镇守官员须“以廉洁自持”，不得私索民间分文，违者严惩；财政上，规定年终逐一核算各项开支，并“悬榜晓谕，知会各处”；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大理政权“出示招投归者”，“招民垦荒”，并“给耕牛、发籽种，以助老农”；为减轻人民负担，规定“每年征粮一次，其余大小苛敛一律豁免”；文化上，制定了“设学校，备修金，以养寒士”的措施；为维护民族团结、改善民族关系，大理政权从“欲做大事，……尤须重用汉人”的原则出发，明确提出“回汉一心”及“不分回汉，一体保护”等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措施。这些措施对于巩固大理回民革命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滇东南回民军虽兵马众多，然领导权为保守的回族上层分子马复初、马如龙等所掌握，他们起兵的目的是“只欲报仇”，故时存妥协之心，在1857和1860年两次围攻省城昆明时，战和不定，以致未能克之。

1861年，在第三次进攻昆明时，接受云贵总督吴振域之招抚，投降清廷。马复初得“二品伯克回回总掌教”衔，马如龙获“署理总兵”之职，成为清廷镇压回民起义之工具，伙同清军进攻大理政权。

杜文秀率众起义后，东征西讨，先后克取和控制了东起楚雄、西至腾越、南达云州、北抵丽江的滇西广大地区。

1867年，大理回族政权乘昆明守备空虚之际，举兵四路东征，意在夺取昆明。为此杜文秀颁布了《帅府公告》、《誓师文》及《兴师檄文》三个重要文告，指出东征的目的是“志在救劫救民，心存安回安汉”，任务是“收复全滇，除残暴以安良善”，并制定严明的军纪，规定“戒勿滥发”、“战胜攻取之际，毋肆掳掠，毋凌妇女”等，充分体现了大理政权政治主张的人民性。10月，东征军分道进兵，长驱直下楚雄以东20余城。1868年2月进围昆明，马如龙等闭城抗拒。

义军围昆明近两年，后因岑毓英率清军赶至救援，而且义军内部不能形成统一指挥，各将领不睦，有的降清，东征终于在1869年8月以失败告终。此后义军退据大理，敌我攻守易势，清军在岑毓英、马如龙率领下大举反扑。

战斗中，义军虽屡次重创清军，但此时革命形势进入低潮，敌我力量日益悬殊，下关、上关相继失守，清军日夜环攻大理。当此危难之际，义军内部以杨荣为代表的部分将领主张投降。

1872年12月，杜文秀见大势已去，为保全城生命，服毒后赴清营牺牲。

云南回族起义历时18年，势若燎原之火，几遍全滇，沉重打击了清王朝反动统治，有力地配合了太平天囯革命运动。大理革命政权致力于发展社会生产，减轻了人民负担，改善了民族关系，在云南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