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用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辽宁人民出版社《现代西方经济学辞典》第37页（1218字）

西方经济学家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效用的概念的，一是把效用看成是个人在使用物品时所感受到的满足或快乐；二是把效用看成是产生快乐和防止痛苦的物品的性质。

前者为主观的效用，后者为客观效用。因此，在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看来，效用是一个含义不确定的概念。

现代效用主义的缔造者边沁(Jeremy Bentham)早在200年前就把效用概念引进到英国文献中，但他在死前的短时间里曾痛惜：“效用是一个不幸选择的词。”首先把效用的含义作明确区分的是英国剑桥经济学家劳埃德(W．F．Lloyd)，他在1833年的一个文献中用一个谷物的例子对效用的两种含义作了清楚的解释。

他认为，谷物的有用性反映其客观的性质，所以其有用性在饥荒时期同在丰收时期是相同的。但在不同的情形中，效用表明人们随个人的处境不同而有不同的感觉。一般说来，经济学家在使用效用一词时并没严格区分其含义。虽然总是说某种物品的效用，却总倾向于人们主观上的感觉。例如，他们谈到“谷物的效用”时，其真实含义却是人们在不同的情形中从谷物感受到的快乐或满足。

效用的概念对经济学的重要性来源于探索价值成因的愿望。这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更远。甚至古希腊抒情诗人平达(Pindar)也受到现在称之为“价值议论”(Paradox of Value)的东西的影响。

为什么对生活有重要作用的东西，例如水，不存在市场价值，而无足轻重的宝石却价值昂贵?亚里士多德强调，可交换的东西必有某种共同的本质。像马克思一样，亚里士多德认为，商品的本质是生产该种商品的必要劳动。但在新古典学派那里，亚里士多德所渴望的对价值的一元论的解释却从一种因素移到了另一种因素，即从劳动移到效用。

柏拉图第一个要求效用有一个尺度。这个思想在2400年以后，由边沁给复活了。边沁宣称：快乐和痛苦必须是可计量的，正如牛奶和面粉是可以计量的一样。

像牛奶用夸特计量，面粉用磅计量，效用是用某种适当的单位尤梯尔(Uti1)计量的。另外，边沁坚持，所有个人的尤梯尔总量代表整个社会幸福(效用)的总量。

他认为，若不同的尤梯尔不能进行有意义的加总，那么，一切政治科学就都停顿了。

他甚至相信“精神温度计”(Moral Thermometer)衡量效用的可能性。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维护了这种效用可以用某种设备测量的思想。例如，F·Y·埃基沃斯相信一种可能测量效用的“享乐仪表”(hedonicmeter)，拉姆塞(Frank Ramsey)则考虑发现一种“精神测量器”(psychogal vanometer)。

现在，这种希望连同边沁的两个基本信条：效用的基数尺度和不同效用的加总已被抛弃，但人们仍可以在经济学文献中经常发现以效用计量和效用加总为基础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