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划分的理论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辽宁人民出版社《党的基本路线知识全书》第9页（1897字）

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导师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缔造者。

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理论，大致可以分为革命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的过渡阶段时期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从研究中国的国情入手，分析了中国的历史特点和社会性质，明确了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由此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联系中国革命所处的国际环境，提出中国革命应该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再转入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毛泽东指出，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但先进行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这如同写文章的上篇与下篇的关系。(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4页)在毛泽东1940年1月发表的着名文章《新民主主义论》(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中，毛泽东全面地论述了这一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重要规律，划清了中国革命的正确历史方位与执着于搞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右倾倒退思想和想超越历史条件搞社会主义革命的“左”倾空想思想的界线。他还强调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与社会主义阶段之间的辩证联系。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发展阶段这一规律的揭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新中国的建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任务基本完成这一段时期，毛泽东认为革命胜利后我们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而且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质的，其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之前中央政治局讨论创建新中国问题时指出：“我们的社会经济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的这些观点是在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经济成分和发展程度，从国情出发得出的正确结论。毛泽东提出在这个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薄一波着《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2－26页)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1953年12月最后确定下来，完整的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毛泽东着作选读》下册，第704页)1956年，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基本胜利完成。

9月15日至27日举行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过渡时期的结束和新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阶段的开始。毛泽东在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我国已经“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见1956年9月16日《人民日报》)但是党的八大之后时间不长，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开始产生明显的错误，主要是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在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表现出一种超阶段的空想。

1958年8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曾经讲道：“大概10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指1967至1972年)向共产主义过渡”等等。(转引自薄一波着《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66页)从1958年底开始，毛泽东逐渐觉察并开始努力纠正自己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并在1958年11月召开的郑州会议上重新强调现阶段是社会主义，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在11月底到12月上旬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批评了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的空想，并在中央后来召开的几次会议上努力制定措施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强调要按经济规律办事。

(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315－327页)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划分的理论上，曾经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了中国革命战争和新中国建立后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关键在于他从研究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他也曾在指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发生超阶段空想的错误，关键就在于脱离了客观实际，脱离了国情。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是十分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