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辽宁人民出版社《党的基本路线知识全书》第508页（2777字）

是邓小平从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针对决议起草问题的谈话的节录汇集。

1979年11月，中共中央开始着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这项工作是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文件起草小组的工作主要由胡乔木负责，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参加了起草工作。

邓小平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非常重视，曾经前后十六七次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提出意见。本文收录的是其中九次谈话的记录。邓小平从起草决议的指导思想，到决议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都提出明确的要求和深刻见解，这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完成这个着名的历史决议，起了重要的作用。邓小平指出，《决议》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1)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2)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3)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在邓小平的几次谈话中，都谈到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问题，并着重指出：关于毛泽东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不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党的“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但是我们党还是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一直发展到今天。

这些事情，还不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一代人干的?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

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决议》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

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

对于毛泽东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犯错误。制度是决定因素。

毛泽东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写过头，给毛泽东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

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毛泽东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在谈到建国后对毛泽东的评价时，邓小平指出：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总之，建国后17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

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

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在谈到建国后的有关历史问题评价时，邓小平指出，建国头7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

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当然也有缺点。从工作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是急了些。

“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

这里曾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充分肯定成绩，同时也要讲到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庐山会议的错误。总的说来，还是经验不够，自然也有胜利之后不谨慎。

当然，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文化大革命”同前17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但是，这10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针对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邓小平结合着回顾和介绍历史情况指出：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揭露高岗的问题没有错。高饶的问题处理得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些干部。

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但是，高岗确实没有什么路线。

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

错误在于扩大化。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

对彭德怀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在谈到路线斗争的提法时，邓小平指出：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乱。过去我们讲党的历史上多少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明显地不能成立、应该根本推翻的，就有刘少奇、彭德怀这两次。高岗、饶漱石事件的基本结论是维持了，但也不好说是什么路线斗争。

我们不主张路线斗争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郑重地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党风的问题。

对“文化大革命”，我们不说是路线错误，按它的实质分析，是什么就是什么。

当然，不提路线斗争并不是说路线两字就一概不用了。比如三中全会确立了正确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这样的提法以后还可以用。邓小平这篇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的讲话，对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与完成至关重要。

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都实事求是地总结了经验与教训。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这对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对于深刻理解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对于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对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