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辽宁人民出版社《党的基本路线知识全书》第530页（1935字）

邓小平1984年6月22日、23日，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的谈话要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扭转历史的伟大气魄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经过全面拨乱反正，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变。“一国两制”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产物。

1978年底，邓小平首次提出了解决台湾、香港问题的新思路，指出，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它冲破了多年来在与台湾、香港关系上的“山重水复”的局面，带来了解决这一历史难题的“柳暗花明”之前景。

从此，党便为实现这一设想而推出了一系列大政方针，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反响。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

邓小平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明确提出中国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对于多年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同胞来说，祖国统一是他们已久的愿望，“一国两制”是根据香港与大陆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各方面存在差异等情况而提出的可行的统一方案。

但是不免存在着一些疑惑：中国对香港的政策是否会变?香港回归祖国后，港人能否治理好香港?怎样才能实现香港人对政府的接管?带着这些问题，香港工业总会、总商会、中华厂商联合会等所组成的访问团及知名人士于1984年6月接踵来华。邓小平分别接见了这些香港人士，在重申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原则立场的同时，着重阐明了中国对香港回归的具体方针和政策。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阐明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含义。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10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提出了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政策保证。指出，在1997年我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北京除派军队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这些政策50年不变。

针对香港同胞存在的害怕政策变的疑虑，邓小平坚定地表示：我说不会变。他指出，核心的问题，决定的因素，是政策对不对。“一国两制”的政策颁布后能得到香港人民的拥护，英国人民的认可，那么就说明它是对的，因此就变不了。第三，论述了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构想的依据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充分照顾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

其一，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其二，用武力解决，对各方都不利；其三，用和平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社会主义不吞掉香港、台湾，香港、台湾实行的资本主义也不吞掉大陆。从实际出发，最好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第四，相信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指出，要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治理好香港，因为其一，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中国人不是低能的，要相信中国人自己是能干得好的，不能继续让外国人统治。

其二，香港人民同大陆人民有着共同的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中国人要自己管理自己的香港，使之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同时提出了港人治港的标准，即必须是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

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了爱国者的条件，不管他是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就可以成为治理香港的主人。除了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外，也要容纳别的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第五，确定了从1984年到1997年要逐步解决好过渡时期的问题，提出了这一时期的任务。

指出，在此期间的任务是，其一要使香港稳定，不出现大的波动和大的曲折；其二要创造条件使香港人能顺利接管政府。“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提出，是一个重大的创举，具有重大的意义：(1)“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提出，突破了过去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武装解放”的旧模式，为解决处于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国家和地区的统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2)“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在阶级斗争冲突的历史条件下所作的“国家是阶级斗争工具”的结论，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国家具有组织、发展社会经济和文化职能的思想，也发展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经提到的关于“国家应该缓和冲突”作“调停人”的思想，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3)“一国两制”中关于香港具体政策的阐述，推动了中英香港问题的解决，同时对台湾问题的解决产生了积极影响。

(4)“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和平共处原则在当代的生动体现和丰富发展，它为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有益线索，在国际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