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

出处：按学科分类—哲学、宗教 辽宁人民出版社《诸子百家大辞典》第232页（2763字）

【生卒】：1619—1692

【介绍】：

字而农，号姜斋，世称船山先生。

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湘西石船山。我国明清之际的哲学家、古代唯物主义思想集大成者和教育家。他出生于一个小地主家庭，父祖几代以“诗礼传家”。他自幼受父兄家教，4岁入家塾，随兄王介之就读，10岁从父朝聘受经义。14岁出门拜师问道，考入衡阳县学，20岁读书岳麓书院，24岁中取举人。后因时势动乱，于湖南起兵抗清，失败后曾参加南明桂王政府。

因上书要求改革，得罪东阁大学士，几入大狱。桂林失陷后，决心隐居，遁迹衡阳，筑土屋于石船山，奋发着书，授徒讲学，累达40余载。

其着作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问录内外篇》、《四书训义》、《黄书》、《噩梦》等72种，358卷。其教育思想是以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社会进化论和“日生则日成”的人性学说为基础的。在教育作用的问题上，他指出，社会是不断进化的，所以人类的文化教育也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但是，教育的发展必须依赖于政治和经济的发展。

也就是说，只有国家富强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学校教育才能兴旺发达。当前，处于国家危亡之际，教育和教学要为“当世之急务”服务，而不能以俗儒的“流俗之心”去从事教育和教学，使学者“无心无目”，把民族危亡置之脑后。另外，就教育和人性的关系而言，他根据事物变化日新的理论，认为人性是“日生则日成”的；同时又是“未成可成，已成可革”的。因此，他又把教育看成是培养和锻炼人才的大熔炉，对养成和变革“习性”、发展和增强天性具有重要影响。正如他所云：“勿问其性，且问其知”；“不知何者之为性，盖不知何如之为知”。从而把人性与教育，即人的形成和发展与知识和德行的积累有机地统一起来了。在教学方面，他以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基础，总结自己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并批判地吸取前人积累的一切思想成果，提出了一整套极为宝贵的见解。首先，他强调教学必须以“经世致用”为原则，做到学用一致，学以致用。他大胆地提出，要“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反之实”，所以士子应学习“天文、治乱、礼乐、兵刑、农桑、学校、律历、吏治之理”(《噩梦》)，使国家有“可用之士”。他还针对当时学校教育的弊端，着重指出学校的教学内容要文武兼照，打天下时“不贱诗书”，守天下时“不忘武备”。其次，关于教学原则和方法的问题，他继承和发展了古代的优秀教育遗产，提倡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有针对性地施教，即“教者因人才之不齐，而教之多术”。这是对孟子“教亦多术”思想的进一步阐发。

同时，主张教师的施教要把握好时机。他说：“若教则不愤而启，不悱而发，喋喋然徒劳而无益。”这是对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思想的进一步肯定。他还从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为学生更好地获得知识，比较正确地论述了“学”与“思”的关系、“格物”与“致知”的关系。

他说：“有物始有知，理因物而有，无物则无理，故穷理必即物而穷之。”这说明人要获得知识，就必须学习，接触实际，把学与思结合起来，“学问为主，而思辨辅之”。与前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不单纯就学思关系而谈学思关系，着重强调了接触实际。再次，在儿童教育方面，他主张教育儿童必须适应儿童的特点，要求教育者做到“正其始”与“养其习”。

否则，将不会收到良好的效果。最后，他对教学过程也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并对教师和学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他认为，教学过程是一个师生双方共同活动的过程，欲完成教学过程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取得“教学相长”的结果，必须依靠师生双方的努力，两者缺一不可。为此，他要求教师学识渊博，功底深厚。

因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担负着向学生传播知识的重任，充当“明人者”的角色，必须做到“欲明人者先自明”。否则，“以己昏昏”便不能“使人昭昭”。他还要求教师对待自己的工作，要像园丁培育花卉和农夫耕耘自己的土地一样，不等待“云雷丽泽”之天，孜孜不倦于教事，执心于自己的工作。

他说：“讲习君子，必恒其教事”。这里包含三个方面的要求，即“悉知之”、“决信之”和“率行之”。教师只有坚信自己的事业，并在工作中既知且行，才能完成教育和教学任务。

另一方面，他要求学生要做到善学和乐学，在教师的启发下通过“自悟”而获得知识。他说：“施者不吝施，受者乐得其受。”又说：“善教者必有善学者，而后其教之益大。教者但能示以所进之善，而进之之功，在人之自悟。”这说明教学过程中，光有教师的主导作用而无学生的主体作用也是不行的。教与学双方应像磁石吸铁一样，相互求应，才能受益。

总之，王夫之的教育思想是在民族危难的社会背景下，从爱国主义出发，并以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为指导，批判了宋明理学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教育理论，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教育思想中的优良传统，在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发展史上是不乏可取之处的。他对《老子》和《庄子》的注解阐释，志在去除前人以儒佛两家之说对道家思想的附会，清理出道家的本来面目。在论述道家源流时写道：“庄子之学，初示沿于老子，而‘朝彻’‘见独’以后，寂寞变化，皆通于一，而两行无碍。其妙可怀也，而不可与众论论是非也。

毕罗万物，而无不可逍遥。故又自立一宗，而与老子有异焉。”(《庄子·天下》解)船山高士，老庄达人，虽上下千古，往往有彼此契合之处，并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诸方面对道家思想加以熔铸改造，形成自己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在反刍道家丰富的思想资料的同时，在注解阐释的字里行间往往隐为指出其缺点所在。

他的无神论思想与他的哲学一样，都达到历史的新水平。

他对佛教与道教的批判，能抓住其神学世界观的核心与根本，从理论上作出深刻的剖析与批判。他指出佛教的“寂灭论”与“一切皆空论”是“以真为妄，以妄为真”(《周易外传·无妄》)的虚妄的神学说教。由此进而否定佛教的天国(彼岸)说和地狱轮回之说。

他对道家与道教神学，既加以区别，又从理论上对其相互关系作出清算与批判，从而揭示出道家的虚无哲学为道教所吸收并促进了它的神秘化。他批判说，道教“究其所归，以得为妄，以丧为真，器外求道，性外求命。”因而“颠倒生死，以有为妄，以生为妄，哀其具舍。”(同上)至于道教鼓吹的超脱生死、烧炼丹药、企图长生不死，均被他斥为“陋说”。此外在生死观以及对待鬼神问题上，他也坚持从无神论观点出发，进行论证，加以否定。他主张“贞生死以尽人道，乃张子(指张载)之绝学，发前圣人之蕴，以辟佛、老而正人心者也。”(《张子正蒙注·太和》)显然，他的无神论思想继承了张载的战斗精神。他坚持的正是本于自然的生死观和无神论的鬼神观。

王夫之批判宗教神学的理论与方法，都作出了历史的新贡献。《清史稿》卷480有传，生平着述甚多，主要有(《船山遗书》、《周易外传》、《尚书引义》、《思问录》及《张子正蒙注》等。

(王敏杰、李炳海、傅庆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