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元九书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第223页（920字）
作于元和十年(810)十二月，江州司马任上。它是白居易论诗的代表作，也是他自己诗歌创作的总结和对“新乐府运动”的理论阐述。完整而有系统，在我国诗歌理论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信中对诗歌与现实的关系，非常重视。认为诗歌应为改革现实，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响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原则，这与《读张籍古乐府》中所说“风雅比兴外，未尝着空文”，都是这一主张的体现。信里还非常强调对不合理事物的批判，强调诗歌的“美刺”作用，以发挥诗的“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职能；而认为当时的不良诗风是“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大声疾呼要多写“意激而言质”具有强烈战斗性的诗。要求诗人要为人民疾苦而呼吁，对社会弊端做如实揭发、批判。
这就使诗歌与政治现实联系得更加紧密。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框框。
诗人以《诗经》“六义”为标准，从《诗经》到杜甫，对历代诗歌进行评论。在“六义”中，特别强调风雅比兴在诗歌中所发挥的讽刺意义和作用。
信中，给诗下了个确切定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情”、“义”属内容，“苗”、“华”指形式，要求在内容第一位的前提下，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并不笼统地排斥“苗言”和“华声”，而只是反对离开有补于世的内容而“嘲风雪，弄花草”，说明对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有着较正确的理解。
中唐诗坛，有相当一部分人专写风花雪月、流连光景的诗，有脱离现实的不良倾向。而当时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以诗歌为武器，揭露黑暗，为民请命，是时代的要求。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所提出的主张，集中地反映了这种要求；他所领导的“新乐府运动”，则是这种要求下的必然产物。这封信，是那个时代诗论的高峰，对后代有深远影响。
但由于他过分强调诗歌的政治作用，忽视诗歌的美学意义，不仅对齐梁诗歌作了全盘否定，也未能认识李白浪漫主义伟大作品的价值，甚至对杜甫的诗也只肯定其三四十首，这是他的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