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第304页（1373字）

汉末建安时期的文学。

建安是汉献帝刘协的年号，从公元196年(建安元年)至公元220年(建安25年)止，实际不足二十五年。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要比这段时间长一些，其具体的上、下断限划在哪一年比较合适，学术界尚有分歧。有的主张，上以汉灵帝中平元年(184)的黄巾起义算起，下至魏明帝景初元年(237)止；有的则主张从献帝初平元年(190)的董卓之乱始，下至魏明帝景初三年(239)止，等等。

建安文学大致上包括了曹操、曹丕、曹叡当政的四五十年间的文学。

建安文学象诗歌、辞赋、散文、小说等都有较大发展，呈现出崭新的面貌。诗歌的成就最大，特别是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和繁荣尤为显着。

曹丕说当时创作上相互竞争：“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典论·论文》)刘勰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

”(《文心雕龙·明诗》篇)钟嵘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诗品序》)当时涌现出一批重要作家、诗人，除了诗坛领袖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外，还有繁钦、应璩、邯郸淳、吴质、杜挚、左延年、缪袭等，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当时诗坛可谓“俊才云蒸”(《文心雕龙·时序》)。诗人们继汉乐府之后，打破了汉代文人诗歌消沉的局面，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创作的高潮。

建安诗歌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运用朴素、明朗的言辞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表现了新的时代精神，如曹操的《薤露》、《蒿里》，曹植的《送应氏》、《泰山梁甫行》，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蔡琰的《悲愤诗》等都是着名作品。

建安诗歌情调慷慨，感情炽烈，语言刚健清新，内容与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刘勰对建安诗歌的特色及其产生的原因曾经作过深刻的论述：“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钟嵘把建安诗歌的特色概括为“建安风力”(《诗品序》)。后世又有“汉魏风骨”之称。

建安诗歌中还有“怜风月，狎池苑，述思荣，叙酣宴”(《文心雕龙·明诗》)的“公宴”、“游览”、“赠答”一类作品，这些诗篇虽有诗人们经历的社会动乱，希求建功立业的慷慨情怀，但更多地则反映了诗人们吟风弄月、宴集酬赠的闲适生活，以及对当时统治者文治武功的歌颂，有的作品则表现出消极的求仙思想。这些是建安诗歌的又一个方面。

建安时期，抒情状物的小赋得到普遍重视。曹丕《典论·论文》指出：“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桔赋》，虽张、蔡不过也。”当时曹氏父子及七子都有许多赋作。

曹植的赋最多，现存还有四十多篇。

王粲的《登楼赋》，曹植的《洛神赋》是这时期辞赋的代表作品。

但是，这时期的辞赋，题材狭窄，内容多为个人理想情怀的抒发，其思想艺术成就都不如五言诗，所以，在建安文学中赋则较少为后人所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