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父、事君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第369页（994字）
语出《论语·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这里说的兴、观、群、怨，是孔子关于诗歌作用的一个重要观点。
他认为诗歌有思想教育作用、认识作用和艺术感染作用。
诗歌的这些作用归结到一点，就是“事父”“事君”。
孔子强调诗歌的事父事君，就是要求学诗写诗必须有政治目的，要为礼教，为社会斗争，为安邦治国服务。
所以，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孔子以前，已有人指出诗歌有美刺和观风俗知民情的作用，但讲的还比较零碎，不全面。孔子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从阶级的功利主义出发，更系统地作了阐述，强调了诗歌与礼教政治的密切关系，强调诗歌必须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这就揭示出了阶级社会中文学艺术的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这是一个新的理论发现。
事父事君说所揭示的文学现象，在阶级社会中显然有普遍意义，因此，为历代不少作家、文学理论家所继承和发展，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传统。产生于汉代的《毛诗序》论述诗歌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指出诗歌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巨大作用。
曹丕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刘勰提出“擒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文心雕龙·程器》)唐代的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提出“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口号，主张“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宋王安石说：“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上人书》)可见，关于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文学的社会功能，尽管由于历史时代的不同而产生了种种不同的提法，但是，我们都明显地看到了孔子的事父事君说的积极影响。
孔子的事父事君说，有着明显的阶级局限。
他是站在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立场上，鼓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这种主张势必限制人民对剥削者和统治者的揭露和反抗。从这一意义上说，事父事君说对我国古代文学的战斗传统的发扬，无疑起了束缚作用。